高中学历史时，我总被一个问题困住：古代人怎么就那么排斥新技术？不管是皇帝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面对从没见过的器物、思想或发明，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抵触。我当时满心疑惑：技术明明能让生活变方便，能创造财富，这不是明摆着的好事吗？我一个 16 岁的学生都能想明白，难道古人都看不懂？

直到上了大学，读了越来越多的史料和研究，我才慢慢琢磨透：古人害怕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背后必然带来的 “变化”。稳定，才是他们心中压倒一切的核心诉求，哪怕牺牲效率也在所不惜。

先讲个罗马帝国的真实故事。公元 1 世纪，罗马出了个特别会经营国家的皇帝 —— 韦斯巴芗。他在位时重建了帝国秩序，把空虚的国库打理得满满当当，是出了名的务实君主。有一天，一位工匠兴冲冲地献上了一台新发明的机器，这台机器能大幅节省人力，不管是灌溉农田还是搬运货物都能用。韦斯巴芗看了演示，当场下令重赏工匠，可赏完之后却脸色一沉，命令工匠：“这东西再也不许造了，也不许让别人知道怎么造。”

很多人觉得韦斯巴芗愚昧，放着能提高效率的技术不用。但其实他一点不傻，他比谁都清楚技术能带来财富，可在古代社会，财富从来不是最稀缺的东西，稳定才是。技术确实能提升生产率，但它绝不会只停留在 “提高效率” 这一步 —— 它会悄悄改变财富分配，打乱原有的生产关系，甚至撼动阶层力量对比。而这些变化，根本没人能预料到后果，这才是最让统治者忌惮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17 世纪时，一位法国传教士历经千辛万苦，穿越原始森林见到了老挝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苏里亚翁萨。传教士看着王国里泥泞难行的道路，向国王建议：“陛下，要是能修建公路和运河，您的王国一定会变得空前富饶，我下次来也不用这么艰辛了。” 苏里亚翁萨却笑着摇了摇头，平静地回答：“如果修了平坦的公路和畅通的运河，外敌和叛军不也能畅行无阻吗？现在这样，虽然不富裕，但很安全，挺好的。”

19 世纪初，大哥伦比亚总统玻利瓦尔 —— 就是那位带领南美各国摆脱殖民统治的 “解放者”，写信给巴拉圭执政官弗朗西娅博士，劝他打开国门，引进新技术和外来贸易，让国家发展起来。可这位狡黠的独裁者回信说：“感谢你的好意，但我们宁愿在泥巴里过活，也不想冒那些未知的风险。”

到了 20 世纪中期，扎伊尔的暴君蒙博托看到邻国布隆迪的总统被人民起义赶下了台，特意写信 “嘲讽”：“我早告诉你不要修路，现在好了吧？他们就是开着车，沿着你修的路来反对你的。” 他还得意洋洋地补充：“我统治扎伊尔 20 年，一条公路都没修过，所以我的王位稳如泰山。”

从英明的明君到残酷的暴君，他们的共同点的是：都知道技术能带来财富，但更清楚技术意味着变化，而变化就等于风险。在他们眼里，与其冒着失去权力的风险追求不确定的财富，不如守住眼前的稳定更靠谱。

不光是世俗统治者，宗教权威也一样。15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廷曾经热烈拥抱过一项新技术 —— 印刷机。宗教传播本来就需要大量的文本，拉丁文圣经、宗座御令、号召十字军东征的传单，这些东西印得越多越好，印刷机的出现刚好满足了教会的需求，让他们能快速、大量地传播教义。

当时天主教会还在为西斯廷礼拜堂的建筑经费发愁，正在大举兜售 “赎罪券”—— 信徒只要花钱购买，就能被赦免罪孽，死后还能上天堂。赎罪券卖得异常火爆，教会为了赚更多钱，干脆把赎罪券也加入了印刷清单，一时间，欧洲各地都能看到印刷的赎罪券传单。

可教会万万没想到，印刷机这东西是 “双刃剑”，一旦启动就再也不受控制了。没过几年，从印刷机里滚出来的，可不只有赎罪券和圣经，还有各种政治传单、用俗语翻译的圣经译本，以及马丁・路德的《95 条论纲》。路德的论纲直指教会兜售赎罪券的腐败行为，通过印刷机快速传遍欧洲，点燃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这时候教会才恍然大悟，自己被技术 “坑” 了。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对所有人都有利，但如果既得利益者的损失比对手大，那技术对他们来说就是有害的。为了挽回局面，教会发明了一项新制度 —— 出版审查，这个制度的生命力远比印刷机顽强，直到今天还在某些地方存在。可木已成舟，印刷机带来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已经再也无法挽回了。

远在东方的奥斯曼帝国，亲眼见证了基督教世界因为印刷机而分裂的全过程，他们吸取了教训，成功把这股 “风险” 掐灭在了萌芽状态。1492 年，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把印刷机带到了土耳其，可伊斯兰教士阶层立刻发布禁令：禁止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或土耳其文印刷书籍。在之后的 200 多年里，整个奥斯曼帝国都没有一本本土语言的印刷书。

有人说土耳其的统治者太愚蠢，错过了技术发展的机会。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太聪明了 —— 通过禁止印刷术，他们维护了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统一，避免了思想混乱和教派分裂，眼睁睁看着基督教世界陷入长期的内斗。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无疑是维护帝国稳定的 “明智之举”。

其实不光是统治者，古代的老百姓也一样害怕新技术。19 世纪初的英国，就发生了著名的 “卢德运动”。当时工业革命刚刚兴起，纺织厂开始使用蒸汽机和自动化纺织机，这些机器效率极高，一台机器能抵得上十几个工人的工作量。结果就是大量手工业工人失业，而那些保住工作的工人，也不得不面对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恶劣的工作条件，工资却没涨多少。

愤怒的工人们找不到出路，只能把怨气撒在机器上，他们成群结队地冲进工厂，捣毁纺织机，认为是这些 “怪物” 抢走了他们的生计。在今天看来，卢德运动是 “反进步” 的，但站在当时工人的角度，他们的恐惧是真实的 —— 新技术没有让他们的生活变好，反而让他们陷入了绝境。

中国近代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1876 年，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 —— 吴淞铁路。这条铁路全长 14.5 公里，火车时速能达到 32 公里，比当时最快的马车还快好几倍。可铁路建成后，却引发了轩然大波。京师百姓从没见过这种 “铁疙瘩” 在铁轨上飞驰，纷纷传言这是 “妖物”，会破坏风水、惊扰祖先。有人说火车开动时的轰鸣声会震得地动山摇，有人说铁轨会阻断地下的龙脉，甚至还有人声称看到火车撞死人（其实是有人故意破坏铁路导致的事故）。

最后，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花了 28.5 万两白银买下了吴淞铁路，然后下令把铁路拆毁，铁轨和火车都扔进了大海。当时的老百姓和官员，并不是不知道火车比马车快，而是他们害怕这种新技术带来的变化 —— 铁路会打破原有的交通格局，让依靠水路和陆路运输为生的船夫、车夫失业，还会冲击传统的社会秩序和观念。

义和团运动时期，拳民们不仅攻打外国使馆，还疯狂破坏铁路、电报线、工厂机器。他们喊着 “扶清灭洋” 的口号，认为这些 “洋玩意儿” 是导致国家衰败、百姓受苦的根源。其实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和八旗勋贵一样，都对新技术充满恐惧，只是他们表达恐惧的方式更极端 —— 通过破坏来抵制变化。

还有印度的例子。直到今天，印度农村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在家里建厕所，很多人觉得这是 “愚昧”“不讲卫生”。但背后的原因远比这复杂：在印度传统社会，厕所被认为是 “不洁” 的，而室内厕所是英国殖民者带来的 “外来事物”。印度老百姓痛恨的不是厕所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殖民统治和文化入侵。他们害怕接受这些 “新事物”，会让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消失。

喀麦隆的老百姓曾经拒绝接种疫苗，也不是因为迷信。他们记得，当年法国殖民者就是以 “打疫苗” 为借口，强行抓走他们的孩子，把他们送到种植园做苦工，或者征召入伍。所以当现代疫苗再次进入喀麦隆时，老百姓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和抗拒 —— 他们害怕历史重演，害怕新技术背后隐藏着新的剥削。

为什么古代社会上上下下都如此害怕技术带来的变化？这就要从古代社会的本质说起。经济史学家把古代世界称为 “马尔萨斯世界”，这个世界受马尔萨斯 - 李嘉图定律支配，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可持续的指数增长，到处都是残酷的存量竞争和零和博弈。

简单来说，古代社会的财富总量是固定的，有人多拿一点，就必然有人少拿一点。技术创新偶尔会带来一些 “增量”，但这些增量很快就会被人口增长消化掉。比如某个地方发明了新的耕作技术，粮食产量增加了，可过不了几年，人口就会因为粮食充足而增长，最后每个人的平均粮食占有量还是和以前一样，生活水平始终在温饱线上徘徊。

古代最富有的国家，是 18 世纪末的荷兰共和国，它的国民收入也只是温饱线的 3.5 倍。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想要比荷兰富有，根本不用提高人均收入，只要人口达到荷兰的 4 倍就行。这种情况下，技术创新带来的那点增量，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反而可能打破原有的利益平衡。

而且在古代，世界的基本面貌几千年来都没怎么变过。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古埃及，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时期的埃及，军队在巴勒斯坦的行军速度差不多 —— 因为路还是那么破，交通工具还是马车和骆驼。汉武帝时期的中国和华盛顿时期的美国，城镇化率也差不多，最多只有 20%，绝大多数人还是农民。哈伦・拉希德时代的阿拉伯帝国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区别，都用着简陋的农具，靠天吃饭。查士丁尼一世统治下的东罗马帝国和苏莱曼一世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东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数量相差无几，人们的平均寿命也都是 35 岁左右。

如果一个唐朝人穿越到明朝，他根本不用花太多时间适应 —— 衣服样式可能有点变化，但耕作方式、生活习惯、社会结构都和他熟悉的时代差不多。在这样的环境下，古人自然会认为世界是停滞不前或者循环往复的，他们无法想象技术能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有这样的认知：中国人看到的是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一个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然后被另一个王朝取代，周而复始；古埃及人相信神话会不断重演，法老的统治会像尼罗河的泛滥一样，定期更迭但本质不变；日本人相信 “皇国永续”，认为他们的社会秩序永远不会改变；古伊朗人相信世界上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善恶的较量会一直持续；佛教徒和古希腊人则认为，时代是不断退步的，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更糟糕；基督徒和穆斯林常常宣扬 “末日近了”，认为世界不会有本质的进步，只会走向终结。

在这样的认知下，谁要是相信技术能彻底改变这个几千年来都没怎么变的世界，反而会被当成疯子。所以当新技术出现时，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会本能地警惕 —— 统治者担心失去权力，被统治者担心日子过得更糟。在零和博弈的世界里，没人相信 “双赢” 的存在，大家都觉得别人的 gain 就是自己的 loss。

而现代社会则完全不同。工业革命之后，效率突然变得比稳定更重要了，世界进入了指数增长的时代。现代社会的人均收入能达到温饱线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我们习惯了每年都有新发明问世，习惯了经济不断增长，甚至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新技术、没有增长会是什么样子。

但这里有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宇宙中真的存在永不停止的指数增长吗？工业革命以来这二百年的日新月异，会不会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片段？终有一天，技术发展会不会抵达极限，人类又会回到 “稳定高于效率” 的状态？或者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技术进步会打破阶级壁垒，让人类迎来空前的解放，从此迈向更广阔的宇宙？

这些问题太过宏大，远远超出了一篇文章能讨论的范围。但至少和古人相比，我们有了想象的自由 —— 我们可以想象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也可以思考未来的各种走向。这种天马行空的思考，是困在马尔萨斯陷阱里的古人无法理解的。

技术的魔力，从来都不是天生的。它只是到了工业社会，才因为能带来持续的增长和进步，而变得如此迷人。古人不是愚昧，他们只是生活在一个 “稳定至上” 的时代，他们的观念和选择，都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必然结果。

想要理解古人的行为，就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评判，而要回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感受那份对稳定的渴求，和对变化的恐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古人对技术的恐惧，本质上是对未知变化的恐惧，是对稳定生活的守护。

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坦然拥抱技术，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不是因为我们比古人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 “变化至上” 的时代，技术带来的不再是零和博弈的风险，而是共赢的可能。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古人的恐惧并非毫无道理 —— 技术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带来进步，也能带来混乱。如何在拥抱变化的同时，守住稳定的底线，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思考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