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江西景德镇廖某宁被判死缓。

其实从个人情感角度出发，我觉得这判轻了。他仅仅是因为个人情绪失控，就驾车超速，撞死了一家三口。从私德到公法，这种人都该枪毙立即执行！

据说，一审结果出来后，双方都不满意，还曝出了被害人家属与肇事者父亲的通话录音。录音中廖父称：

“我儿子撞死你的家人，是天灾，你们不择手段搞我儿子，是蓄意的人祸”。

这是人话吗？人能说出这种是非不分的话来？真令人气愤至极！

不过，这也并不奇怪。施暴者家属认为自己是被迫害方的案例，其实在过去大大小小的案件中，都有类似的存在。据我观察和分析，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其规律性和心理深层原因。

首先，人这种生物本能上就极易产生“自我服务偏差”，即本能把过错推给外界，把自己放在“受害人”的位置上，以此维护自尊和自我价值感。

在这起事件中，廖某宁飙车、泄愤、致人死亡，妥妥的主观恶意与行为过错。但是，廖父却用“天灾”一词轻飘飘的推给了“不可抗力”，彻底剥离了“人为责任”。而受害者家属为讨回公道的合法维权，却被他解读为“不择手段的人祸”，将自己和儿子塑造成“被针对、被迫害”的对象。

于他而言，承认儿子的罪行是“人为故意”，就等于承认自己家庭教育彻底的失败，也就意味着要直面“儿子罪有应得”的残酷现实，这会严重打击他的自我认同。

因此，他必须通过扭曲事实、转嫁责任，来守住“我没错、我儿子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心理底线。

这种认知一旦失调，就会得出荒谬结论，然后也就化解了“爱子”于“爱子犯罪”的心理冲突。

美国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有一个著名的认知失调理论。他认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时，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不适，进而通过改变其中一种认知，来消除这种冲突。

廖父的核心矛盾在于：

“我深爱我的儿子，希望他平安”与“我的儿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理应收到重罚”。

人之常情，这两种认知必定让他极度痛苦，这搁在谁身上，谁都有同样的情感矛盾。

但是，选择的化解方式可能不一样。廖父选择的化解方式，不是接受“儿子有罪”的既定事实，而是否认罪行的严重性、扭曲受害者的行为。

他将事故定性为“天灾”，弱化儿子的主观恶意，将受害者的追责称为“人祸”，抹黑对方的动机，最终得出“儿子是无辜的，被冤枉的”这一荒谬结论。

通过这种方式，他让“深爱儿子”与“儿子面临重型”的矛盾得到了虚假的化解，也让自己能心安理得的为儿子狡辩，而非陷入愧疚与自责。

在这一方面，无论是谁跟他讲道理，都是讲不通的。

真的是可悲！可叹！可恨！

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这就是人性中东西：护犊子。

你可能说，护犊子也不能是非不分。没错，过度护犊就极易让一个丧失“共情能力”与“是非边界”。

过度护犊就会让人变得“亲情偏执型防御”，会将子女的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无视他人的痛苦，甚至是不惜牺牲公平正义，来维护子女的利益。

廖父正是如此，在他的认知里：“儿子的生命和自由”是唯一的核心，三条受害者的生命、一个破碎的家庭，都成了“阻碍儿子平安”的障碍。

他看不到受害老人失去独子、幼孙的锥心之痛，听不到受害者家属因为悲痛而患上抑郁症的哭诉，只看到“儿子要被判重刑”的结果。

他无法理解受害者“拒绝私了、只求正义”的坚守，只觉得对方“不给自己留余地”。

这种偏执让他彻底丧失了共情能力，也模糊了最基本的是非边界。

我们仔细审视廖父，其实，除了上述心理作怪，廖父的认知里还藏着侥幸心理和隐形的特权错觉。

他先后提出80万、100万私了，甚至提议让儿子出狱后为受害老人“养老”。

闹着玩呢？那是三条人命！人间之事，除生死之外无大事，你想拿钱来化解人间最严肃、最严重的事，怎么可能呢？

廖父的这种想法，本质上是觉得“金钱可以摆平一切”，误以为只要拿出足够的钱，就能让受害者家属谅解、让司法机关轻判。

这种心态本质上就是对司法公正的漠视，也是一种隐性的特权错觉：

他潜意识里觉得：“花钱买刑”是可行的，自己的儿子不该和普通肇事者一样，为罪行付出沉重代价。

当私了被拒，他的侥幸心理落空，便转而用“天灾人祸论”发泄不满，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受害者的“不配合”，而非司法的公正与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

为何普通人能做出“重罪当重判”的理性判断？

普通人之所以能清晰认定“这种情况撞死人该判重刑”，核心原因在于：未被自我利益与极端亲情裹挟，能以“第三方视角”看待事实，且具备基本的共情能力与法治认知。

说到底，廖父的认知扭曲，是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被无限放大的结果。

他用谎言欺骗自己，用谬论伤害他人，最终不仅无法改变儿子获刑的结果，更让自己沦为了公众眼中“冷漠、自私”的代名词。

亲情再深，也不能突破是非的底线；保护欲再强，也不能丧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法治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