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刺蒋失败后，百变杀手华克之投奔延安，伟人看到后却当场断言：你绝不能留在这里！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准备合影。孙凤鸣凭借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进入现场，随身携带手枪，等待蒋介石出现。然而，原本预计参加合影的蒋介石始终没有露面，刺杀计划遇到了意外变化。

眼看摄影活动即将结束，孙凤鸣突然从记者人群中冲出，向站在现场的汪精卫连续开枪。三发子弹击中目标，汪精卫随即倒地。现场警卫迅速还击，孙凤鸣身负重伤，次日死亡。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生如此严重的枪击事件，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11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汪精卫遇刺的消息。国民党方面随即展开调查，晨光通讯社成为重点搜查对象。参与行动的有关人员陆续被捕，通讯社的秘密活动也随之暴露。华克之由于事先离开南京，没有在现场落网，但此后再也无法使用原来的身份公开活动。

这场刺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华克之最初的计划。汪精卫虽然没有立即死亡，但伤势严重，后来不得不接受长期治疗。孙凤鸣等人的牺牲，也让华克之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原本希望通过一次行动改变政治局势，结果却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中简单。

1936年冬，华克之在香港发表《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公开说明南京枪击案的策划经过。他明确表示，原定刺杀目标是蒋介石，汪精卫遇刺是现场情况变化后的结果。这份声明使外界进一步了解了晨光通讯社与案件之间的关系。

公开承认策划行动，也意味着华克之再次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南京方面曾以十万大洋悬赏缉拿他，他只能继续依靠朋友帮助，在不同地点之间转移。长期逃亡使他逐渐意识到，单靠少数人的秘密行动，很难改变整个国家面临的复杂局面。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政治形势出现重要变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不断高涨，国共双方开始为新的合作创造条件。华克之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他不再把希望寄托在个人刺杀行动上，而是希望参加更有组织的抗日救国工作。

1937年春，华克之踏上前往陕北的道路，并于5月抵达延安。5月4日，他受到延安方面负责人的接见。会谈中，他介绍了南京刺杀行动的经过，也讲述了自己此后的遭遇，同时表达了希望留在延安参加革命的愿望。

华克之的经历引起了重视，但最终得到的安排并不是留在陕北。延安方面认为，他熟悉南方情况，与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保持着一定联系，继续在南方开展联络工作，更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国共关系逐步调整的背景下，推动不同政治力量共同抗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个判断与华克之原先的想法并不相同。他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安定下来、集中精力参加革命的地方，延安正是他的目标。可当时南方的政治环境复杂，各方关系尚待协调，熟悉当地社会情况、能够与有关人士接触的人并不多，他的经历因此具有特殊价值。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南京刺杀案留下的政治影响。案件发生后，外界曾出现将刺杀行动与共产党联系起来的指责。华克之虽然在1936年的公开声明中说明了行动的组织情况，但这段经历仍然具有敏感性。在推动国共合作的阶段，处理相关人员的工作安排，自然需要格外慎重。

经过谈话，华克之接受了返回南方的安排。1937年5月中旬，他离开延安，携带写给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信件，重新踏上南下的道路。他所承担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寻找刺杀目标，而是联系有关人士，为推动抗日合作创造条件。

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原本正在进行的政治联络工作，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得更加迫切。华克之过去积累的社会关系，以及在上海、南京、香港等地活动的经历，都为他继续从事相关工作提供了便利。

1939年，华克之在香港与潘汉年等人建立了更密切的工作联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逐步转入秘密情报战线，使用张建良等化名，从事联络和情报工作。与早年公开策划刺杀相比，他后来的工作更加隐蔽，也更需要长期坚持。

华克之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能够根据不同环境改变身份和活动方式。这也是后人称他为“百变杀手”的原因之一。不过，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称呼，并不能完整概括他的经历。他后半生最重要的工作，已经从秘密刺杀转向情报收集和地下联络。

1949年以后，华克之继续从事相关工作，后来曾担任内务部副部长等职务。1998年1月7日，他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从南京晨光通讯社到延安，再到南方秘密战线，他的人生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多个重要阶段。

历史人物的价值，不能只凭一次行动或一个传奇称号判断。华克之经历过刺杀失败，也经历过长期隐蔽工作。他后来选择的道路说明，真正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不只是面对危险的胆量，还有对形势的认识、对组织安排的服从，以及在平凡岗位上坚持完成任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