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社会今年为什么一边是越来越高的税收和越来越庞大的公共支出，另一边却是生产率增长疲软、居民生活成本上升、实际收入增长乏力

这并不是简单的左右之争，而是一个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问题。

澳洲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让经济创造更多财富，让企业更有动力投资，让劳动生产率提高，让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然后政府才有更大的财政空间去提供社会服务。

然而，如果经济政策长期停留在“增加税收—扩大支出—增加福利—再寻找新的税源”的循环中，就可能形成一个危险的财政结构：

管理系统越来越大，税收越来越高，但普通居民并没有因此感觉自己越来越挣扎。

澳洲的生产率数据已经发出了明显警告。ABS数据显示，澳洲20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2003–04年的1.8%下降到2023–24年的0.8%。生产率增长放缓，最终意味着工资增长和生活水平改善也会受到限制。

与此同时，澳洲各级税收已经达到GDP的30.2%。2024–25年总税收达到8390亿澳元，2025–26年税收又增长7.0%。其中个人所得税增长9.0%。

当国家把财政优先级倾斜于包装好政治正确的“公平”,而不是提高竞争力和生产效率时，广大中产的苦日子就不远了。

NDIS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NDIS本身具有明确的社会保障目的，帮助严重残障人士当然具有公共政策价值。但是，一个制度的社会目标，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无限增长。2025–26年NDIS预计支出约507亿澳元，而当时预测2034–35年将达到958亿澳元。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大型公共项目。
Brisbane 2032奥运会涉及巨额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联邦已经承诺最高约34亿澳元的场馆基础设施投资。

奥运会当然可以产生基础设施、旅游和城市发展的短期收益，但对于纳税人而言，每一笔公共资金的机会成本是什么？
如果同样的资金用于交通基础设施、住房供应、职业教育、科研、数字基础设施、企业投资激励和降低商业监管成本，会不会产生更高的长期生产率？

当一个普通家庭发现：
税越来越高；
房价越来越贵；
租金越来越高；
食品和能源越来越贵；
工资增长却追不上生活成本；

而管理层不断宣布新的大型支出项目；
那么他们最终问的就会是：

“我的生活为什么没有变得更好？”
如果主流政党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选民自然会开始寻找其他政治选择。

因此，一国党的崛起以及其他民粹主义力量的增长，与其简单解释为“选民不理性”，不如从另一个角度理解：

真正能够削弱民粹主义吸引力的，并不是更多的政治口号，而是让普通居民真正看到自己的生活正在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