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五重间谍袁殊，被76号逮捕，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他却一点不慌，反而淡定地说：“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

1939年，上海76号盯上了袁殊。

在很多人看来，这次抓捕几乎已经没有悬念。袁殊是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手里还牵涉一项针对76号的爆破计划。计划一旦暴露，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严刑审讯，甚至直接处决。

可袁殊被带进审讯室后，没有急着解释，也没有慌忙求饶。他只是对李士群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难道就没有日本人的关系吗，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

这句话为什么有分量？

因为袁殊在当时的身份，远不止军统人员这么简单。他公开或隐蔽接触过中统、军统、日本特务系统和汪伪政权，同时还是一名地下党员。几个身份彼此交错，既相互遮掩，也相互利用。

说白了，袁殊不是靠一张嘴把自己说成无辜，而是手里确实握着一张能让李士群忌惮的牌。

1939年，76号成立后，丁默邨、李士群等人依靠日方势力，对抗日志士和地下组织展开搜捕，上海情报系统受到很大冲击。军统方面也想除掉这个威胁，戴笠给袁殊下达任务，让他设法炸毁76号，并寻找机会除掉李士群。

硬闯显然不现实，76号戒备森严，外围也有严密监视。袁殊换了一个办法，他亲自测量周边地形，画出76号的布局图，再组织工人从旁边菜地开挖地道，准备从地下接近建筑底部，埋下炸药。

这个计划并不是临时起意，地道已经挖到了接近完成的阶段。只要不出意外，爆破就有可能实施。问题在于，情报战最怕的就是内部环节突然断裂。

袁殊在军统中的直属上司王天木被捕后叛变，把相关情况全部交代出来，还供出了袁殊的军统身份。原本藏在多层掩护下的行动，立刻暴露在76号面前。

袁殊为什么没有选择沉默到底？沉默在普通审讯里或许是一种办法，可面对李士群这样的特务头目，仅仅不承认，很难改变处境。

李士群亲自审问袁殊时，袁殊没有围绕爆破计划反复辩解，而是把话题直接引向日本方面。他提到岩井英一，正是抓住了76号内部最敏感的一层关系。

岩井英一当时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掌握着日本外务省在华情报系统的重要事务。76号虽然有自己的行动队伍，可经费、资源和行动空间，都离不开日方支持。

李士群可以在上海抓人，但未必敢随便得罪岩井英一。

更关键的是，岩井英一和袁殊早就认识。袁殊早年以日本通和进步记者身份接触日方情报圈，逐渐取得岩井英一信任。对岩井英一来说，袁殊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情报人员，而是一个可以交流、可以使用，也被他视为可靠朋友的人。

李士群听到这个名字后，态度立刻发生变化。他把抓捕袁殊的情况报告给岩井英一。结果，岩井英一直接斥责李士群，并强硬要求把袁殊从76号带走。

一场看似无解的审讯，就这样被袁殊借助日方内部关系打开了缺口。没有枪战，没有营救队伍，也没有复杂谈判，关键只在于李士群知道，自己承担不起激怒岩井英一的后果。

这件事也说明，袁殊的危险之处，不只是他掌握情报，而是他能让不同阵营的人，都相信自己和他们站在一起。军统把他当作重要情报人员，日本方面把他视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可靠联系人，地下党则利用这些公开身份，为他建立更深的掩护。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袁殊后来公开发表了兴亚建国论，还担任汪伪政权的多项职务，那他到底是哪一边的人？

只看表面，很容易把问题判断简单。抗战时期的情报人员，身份往往不能只看证件、职位和公开文章。袁殊进入岩井公馆，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投靠，而是在潘汉年首肯后，借助日本方面的平台继续开展工作。

这也正是袁殊经历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他确实拥有中统、军统、日本特务和汪伪方面的身份，但这些身份并不代表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完全认同这些组织。很多时候，公开身份是通行证，真实任务则藏在身份背后。

当然，这种做法风险极高。身份越多，越需要精准控制，任何一个环节泄露，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王天木叛变后，袁殊就直接被推到了76号的审讯室里。

如果岩井英一没有出面，如果李士群没有顾忌日方关系，这条复杂的掩护链可能当场断掉。

后来，袁殊主持岩井公馆，继续在日本方面的情报网络中活动。他一边利用日方资源，一边保持地下工作的联系，还在汪伪体系中占据公开位置。几套身份叠在同一个人身上，才形成了后来所说的五重间谍。

但这个称呼不能只理解成身份数量。真正关键的地方在于，袁殊把每一重身份都变成了情报工作的工具，也把每个阵营之间的矛盾，变成了自己求生和行动的空间。

一次抓捕，一句点名，一个不敢轻易得罪的人，改变了审讯结果。袁殊能从76号脱身，靠的不是侥幸，而是多年经营下来的关系网，更是他对上海各方力量和利益关系的准确判断。

那么，袁殊究竟是怎样在五重身份之间保持平衡的？答案可能并不神秘，就是让每个阵营看到它想看到的那一面，同时把真正的任务藏在最不容易被察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