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才芳（1907‑1992），湖北红安人，开国中将。

熟悉开国将帅历史的人，大多会觉得詹才芳是最让人感慨的开国中将。大众看待授衔，很容易形成固化印象，上将必然资历更深、战功排位更高，这套评判标尺放在詹才芳身上，会出现强烈的反差。论革命起步的早晚、红军时期的职务、对后辈将领的扶携，放在全军范围都足够亮眼，不少后来的上将，早年都在他麾下战斗过。这样一位元老，最终授中将，也让他成为军史里极具讨论度的人物 。

詹才芳的童年满是苦难，七岁失去母亲，十二岁父亲离世，小小年纪就和弟弟靠给地主放牛讨生活，尝尽底层百姓的苦楚。1924年，十七岁的他得到机会，进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做校工。这所学校是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在这里，他跳出个人生存的困局，接触到救国救民的理想，同年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

1925年，他主动回到家乡红安，一头扎进农民运动当中，组建高桥区农民自卫军，拉起家乡的革命武装。当地饱受压迫的农民，被他动员起来，敢于拿起武器反抗土豪劣绅，那会儿的詹才芳，已经是鄂东地方革命实打实的骨干力量。

1927年，他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紧跟着就投身震动鄂豫皖的黄麻起义。战斗里，他亲自带领突击分队攻入黄安县城南门。起义遭到重兵镇压之后，大批革命者牺牲、队伍被打散，幸存的战士退守木兰山打游击，也就是后世所说木兰山七十二勇士，詹才芳就在其中。这几十个人装备简陋，缺衣少粮，整日在山林辗转躲避围剿，可就是这支残存的小队伍，埋下日后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火种。

土地革命那几年，詹才芳的成长速度十分突出。1933年，二十六岁的他出任红九军政委，之后又担任红三十一军政委，属于红四方面军核心军级指挥员。拿同期将领做对比，很多1955年授上将的同志，在红军阶段最高职务还只是师一级。职务的差距，足以看出当年组织对他军事、政治能力的信任。

很多人不知道，一大批日后赫赫有名的将领，都受过他的栽培庇护。李先念早年参加革命，在地方武装成长阶段，詹才芳作为上级，给过他大量实战历练的机会，后来李先念还一直称呼他“老班长”。少年参军的陈锡联，刚入伍的时候年纪小，遇事莽撞犯错，危急关头是詹才芳出面保护，给他改错成长的空间。韩先楚、王近山这些悍将，也都曾在他指挥下作战，受其影响很深 。

建国之后，不少已经身居高位的上将、少将，路上偶遇詹才芳，依旧会郑重敬礼，口称老首长。要澄清一点，公开史料没有记载1955授衔仪式现场集体向他敬礼的场景，这个流传的说法属于网络演绎。但现实生活里老部下对他发自内心的敬重，是诸多回忆文章可以佐证的，陈锡联家里来人，听闻詹才芳派秘书探望，还有过“首长的首长来了”这样的典故，足以说明他在红四方面军老战友心中的分量。

打仗的时候詹才芳绝非坐机关的政工干部，敢冲敢拼，多次死里逃生。苏家埠战役期间，面对敌人密集的火力，部队缺少防护装备，他带领战士就地取材，用篾条稻草捆成垛子，用水浇湿，临时充当挡子弹的掩体，靠着土办法减少战士伤亡。多次陷入敌人包围圈，靠着机敏果断突围脱险，战友之间送他一个外号，打不死的“飞毛腿”，这段事迹党史资料当中有明确记载 。

从鄂豫皖反围剿、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一路打到关外黑土地。解放战争时期，詹才芳担任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部队改编为四十六军之后，他出任军长。辽沈、平津重大战役，他一场没有缺席，带领部队攻坚、野战来回切换，从东北一路向南追击解放国土。补充一个常见误区：《我是一个兵》的创作灵感来源于46军部队生活，但词曲并不是诞生于该军，网上流传的说法存在史实偏差，这点需要厘清 。

很多人会疑惑，红军时期就已经是军政委，为什么1955年只评了中将。授衔不是单纯拿红军时期职务一刀切，抗战阶段詹才芳的发展出现停滞。受红四方面军历史波折影响，抗战前期他较长时间担任副职，错过了快速提拔的窗口期。到解放战争，他的岗位定格在军长。55年授衔，要综合红军、抗战、解放战争三个时期完整履历，还要兼顾当时全军干部的平衡，多重因素叠加才有了最终结果，并不是某一件事单方面造成的。

最难得的是詹才芳本人的心态。不少老部下看到老首长军衔，私下替他抱不平。有老下级登门，直言觉得他评低了。詹才芳反倒看得通透，会拿许光达、徐立清主动让衔的故事开导来访的战友。在他心里，无数一起从木兰山走出来的兄弟，早就埋在了战火当中，自己能够活到胜利，已经是莫大幸运，不会计较肩上几颗星的得失 。

新中国成立，他历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军区顾问。身居高位，家里依旧维持简朴的作风，不允许亲属借着自己的身份谋取便利。晚年生病住院，组织按规定提供的待遇，他都反复叮嘱家人不能超标使用。一生经历过大起大落，见过战火硝烟，也见证新中国建设，他自始至终守住普通革命者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