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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21岁的聂树斌被枪决。他死前说,妈我没杀人。案子办得很快,几个月就判

1995年,21岁的聂树斌被枪决。他死前说,妈我没杀人。案子办得很快,几个月就判了死刑。所有人都觉得他就是凶手。
 
老人名叫吴其轺。
 
出狱后的三个月里,他跑遍杭州多个招工点,工厂不要,学校不要,连食堂打杂也没人愿意收。原因只有一个,他曾经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坐了20年劳教。
 
一个曾经在空中和日军交手的人,为什么会在晚年连一份普通工作都找不到?这段经历,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才看得出其中的沉重。
 
吴其轺1918年出生在福建闽清。1936年,他还在读师范,却决定投身军校,后来进入笕桥中央航校学习飞行。
 
1943年,凭借飞行技术和英语能力,他进入中美联合飞虎队第五大队,驾驶P-40战机参加对日作战。他曾突袭汉口日军机场,也曾在一次任务中遇到猛烈炮火,飞机被打出二十多处弹孔,仍然坚持飞回芷江机场。
 
这样的经历,今天听起来像传奇,可对当年的飞行员来说,每次升空都可能回不来。
 
驼峰航线更是如此。飞机要在高山、冰雪和恶劣天气中往返,途中还可能遭遇敌机和机械故障。吴其轺四次飞越这条航线,每次出发都做好了牺牲准备。1942年的一次作战中,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腿坐骨神经,从此留下终身残疾。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吴其轺作为空军代表参加南京受降仪式,并获得盟军颁发的勋章。那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战争结束后,自己还会经历另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岁月。
 
1949年,受父亲影响,吴其轺从台湾辗转香港回到大陆,后来在之江大学做图书管理员。他没有追求显赫位置,只想安稳生活,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养家。
 
1954年,命运突然转向。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送进劳教农场,一待就是20年。
 
矿山、农田,都是重活。腿伤遇上阴雨天,疼痛会一阵阵发作,可他没有彻底放弃自己。干活之外,他自学地质和化石知识,还啃英文资料。
 
这件事很容易被忽略。一个人在最困难的环境里,还能坚持读书,说明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人生只看成一场等待。他不知道未来有没有用,但还是把能学的东西学了下来。
 
1974年,吴其轺离开劳教农场。20年过去,家乡和社会都变了,他穿着破旧衣服站在杭州街头,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可以凭借的身份。
 
妻子裘秋瑾等了他20年。
 
这些年,她靠缝鞋、做耐火砖,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吴其轺回来后,家里多了一张嘴,生活压力更大。她没有催他,也没有埋怨,只是每天做好饭,等他回家。
 
街道办看他生活困难,借给他一辆三轮车,每天收两毛钱租金。吴其轺握住车把时,双手微微发抖。他曾经握过飞机操纵杆,也写过文字材料,如今只能靠双腿在街头谋生,这种落差,恐怕很难用几句话说清。
 
第二天,他就去清波针织手套厂货场拉货。
 
三轮车全靠腿发力,偏偏他的左腿曾被子弹打伤。阴雨天疼得厉害,他还是照常出车。有人劝他休息,他只摆摆手,说扛一扛就过去了。
 
为了填饱肚子,他一顿能吃下一斤多米面。为了不引人议论,他轮换着去不同饭馆吃饭,有时还会讨一碗免费清汤。别人只当他饭量惊人,没人知道,这位车夫曾在空战中击落过日军飞机。
 
问题在于,吴其轺并没有把这些功劳拿出来换取同情。他对旁人几乎不谈过去,别人问起,他只是说自己刚出来,没有本事,靠力气混口饭吃。
 
他的两个孩子也因为父亲的身份,在学校受过委屈。孩子回家哭诉,他没有教他们争吵,只安慰孩子,好好读书,别和人争执,踏实做人。
 
整理标本、归档资料、核对名称,这些工作看上去平淡,却需要耐心和准确。他做事一丝不苟,同事只知道他靠谱、懂英语,并不知道他曾经参加过抗战空战。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异。同样是吴其轺,1974年以前,他的身份让人避之不及,平反之后,他靠自己积累的知识重新找到位置。真正关键的不是别人后来如何评价他,而是他始终没有停止准备。
 
当然,平反并不等于过去的20年可以被抹去。妻子独自养家的辛苦,孩子承受的压力,旧伤带来的疼痛,还有那6年三轮车夫的生活,都已经成为无法追回的时间。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有关部门邀请吴其轺参加纪念活动,并向他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尘封多年的空战经历,这才被更多人知道。
 
那一年,他87岁。记者问他是否怨恨过往苦难,他说,抗击日寇,是每一个中国普通人的本分。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回答,比起牺牲的战友,自己能活着,已经是最大的幸运。
 
一个人经历过荣誉,也跌入过低谷,最后没有把人生写成怨恨,反而把时间用在工作和学习上,这或许就是吴其轺故事里最有分量的地方。
 
他晚年生活简单,仍保持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本封面上画着一架飞机。那架飞机没有飞回战场,却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从飞行员到劳教人员,从三轮车夫到大学技术员,吴其轺走过的不是一条顺路。可他用几十年时间证明,身份可以改变,遭遇可以反复,真正留下来的,还是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和面对生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