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9日，一个被日本宪兵折磨了三百多天的年轻人在北平走向刑场，他就是27岁的军统华北区书记、抗日杀奸团团长曾澈。
押赴刑场前，他留给审讯者的仍是那句话：你们日本人爱日本吗？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爱中国？
这句话，他在狱中已说过，这是他被捕后全部的供词。

曾澈1913年生于浙江瑞安，求学于上海法学院，毕业后进入戴笠主持的特务处，很快成为戴笠眼前的红人，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侦查科书记，又被派往临川训练班任书记。
1937年冬，平津沦陷，南开、耀华、贝满、育英等名校的学生放下书本，自制燃烧弹焚烧日军棉花栈、草料场。当时在天津的军统青年干部曾澈发现了这股自发的力量。1937年12月，王天木、曾澈通过学生沈栋、李宝奇与这批青年接上关系，谈得尽兴，索性结拜为十兄弟，以王天木为大哥、曾澈为二哥，正式组建抗日杀奸团。
1938年1月，十余名青年学生在天津松寿里的机关中宣誓入团。幸存的抗团成员祝宗梁回忆，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接受最严厉的制裁”。宣誓完毕，众人歃血签名，曾澈简短致辞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份签名的宣誓书烧了——不留一纸把柄。他还为组织设计了独特的颠倒代号：抗团最高长官”易妙红”，正是戴笠，“妙红”取自戴笠常用名”洪淼”的颠倒。
此后近两年，这支由富家学生组成的队伍干出了轰天动地的大事。1938年9月，祝宗梁、孙大成、孙湘德在西湖饭店伏击伪河北省教育厅长陶尚铭；同年12月27日，伪天津市商会会长王竹林在丰泽园饭庄出门送客时被孙大成、赵尔仁两枪击毙，此后不少北洋旧官僚再不敢出来为敌做事。
1939年1月4日，副团长李如鹏亲自动手刺杀周作人，子弹打中周作人腰间硬物，周的保镖当场毙命，李如鹏懊悔不已：“如果他不倒地，我一定会给他再补上几枪”。
1939年4月9日，伪津海关监督程锡庚携全家在大光明电影院看《贡格丁大血战》，被祝宗梁从座位后面一枪击毙。陈恭澍在回忆录《北国锄奸》中统计，这群十八九岁的学生前后三次焚毁日军搜刮待运的棉花一万余包；抗团两年间失事十九次，被捕八十三人，死难者有名有姓者十余人。

抗团的大转折发生在1939年9月。
因内部倾轧，军统上海区长王天木投敌，天津站行动组长裴级三被捕后随之叛变。裴级三本是北方军统的老人，他把华北区、平津站点及行动组的全部底细交给了日本宪兵队。曾澈本已隐蔽转移，却被熟悉军统活动规律的裴级三从藏身处指认捕获，时为1939年9月27日，地点在天津河北大经路。
与他先后落网的，还有新婚燕尔、妻子刚刚怀孕的抗团骨干李如鹏，以及21岁的丁毓臣。
日本宪兵队清楚自己抓到了什么。曾澈手中握着平津军统单位和抗日杀奸团几乎全部成员的姓名、住址和联络方式，堪称华北地下网络的总钥匙。
审讯室里，他反问出那句被反复记载的话，随后索性闭眼，开始绝食，唯求一死。日方既敬服其气节，又舍不得这条大鱼，把他转往北平宪兵队感化院，强行注射营养品维持性命。
消息传到重庆，戴笠一面命令不惜代价营救，一面亲自签署密令传信狱中，要曾澈假降保命，再图将来。
曾澈没有接受，他选择把所有事情揽到自己头上，至死未吐一个字。同为阶下囚的李如鹏、丁毓臣亦如此——这三人都是家境优渥的名门子弟，守的是先秦烈士的底线，而非王天木、裴级三那般投机赌徒的算计。

1940年9月9日，曾澈在北平慷慨就义，27岁；不久，李如鹏25岁、丁毓臣21岁相继殉国。
因为这三个年轻人的沉默，抗日杀奸团躲过了致命一击，残部转入北平、上海继续活动。
1945年12月戴笠到天津，给幸存团员发放奖状，殉国的曾澈等人均在册。
1946年，这支敌后奇军宣告解散，多数团员拒绝了军统的军衔待遇，悄然回归书斋，而曾澈的名字，连同他烧掉的那份宣誓书一起，在正史的夹缝里沉默了半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