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买平安”
正在慢慢掏空这个社会的善意！

有些事情，越想越不对劲。

最近接连看到几起纠纷的处理方式，表面上是调解成功、双方和解，但只要稍微往深里想一想，就会觉得哪里堵得慌。事情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处理事情的那套逻辑。

湖南衡阳有个店主，老人进他店里休息时突发疾病，他主动上前搀扶、打120，该做的都做了。老人最终因为自身基础病离世，跟店主的救助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派出所和司法所也认定店主无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结果呢？家属开口索赔10万，经过两次调解，店主还是掏了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款”。

法律上清清楚楚，他没有责任。《民法典》第184条的“好人条款”就是为这种情况兜底的。但调解的结果是：他还是要出钱。

为什么？

因为他耗不起。家属放话说要把遗体抬到店门口，店铺要正常经营，诉讼要耗费时间精力。调解员未必不清楚谁对谁错，但在“尽快平息”的压力下，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让没有过错的一方“出点血”，让闹的一方“见好就收”。

这套逻辑有一个非常直白的名字：按闹分配。

你越配合、越讲理，你越容易被牺牲。因为讲理的人不会闹，不会堵门，不会上网发视频，不会给基层添麻烦。所以调解的天平会自然而然地倾斜——不是倾向于有理的一方，而是倾向于“不配合”的一方。谁更难缠，谁就能拿到更好的结果。

扶老人的事情刚刚过去，长沙又出了一桩更荒诞的。一个4岁男孩在餐厅奔跑时手部无意碰到了旁边女子的臀部，女子随即抓住孩子的衣领，导致孩子颈部受伤。家长当场道歉并赔付了医药费，但女子要求书面道歉、拍视频道歉。双方分歧越来越大，有关部门三次介入调解都没谈拢。

一个4岁的孩子，心智发育程度根本不足以理解“性骚扰”是什么。知名律师也明确指出，4周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肢体触碰不构成性骚扰。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是非极其清楚的事情上，调解依然试图“各打五十大板”。孩子受了伤，家长道了歉、赔了钱，对方还不依不饶。这中间的道理，到底怎么算？

比这更早的还有长沙体育局工作人员占用他人车位的事。车位主人被占了车位，维权维权了十天，经过六次调解才拿到道歉信和一点经济补偿。六次调解。一个占车位的人，需要六次调解才肯道歉。

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规则在向不守规则的人让步。

当然，调解制度本身是有价值的。不是所有纠纷都适合走到法庭上去，调解在很多场景下确实能更快、更低成本地化解矛盾。基层调解人员也面临实实在在的压力，面对情法交织的琐事，既要安抚情绪又要兼顾情理。这些困难是真实的，不能视而不见。

但问题在于，当调解脱离了“明辨是非”这个前提，变成纯粹为了“摆平”而牺牲讲理的一方时，它就不再是在化解矛盾，而是在制造新的矛盾。

每一次让无过错方掏钱的调解，都是在向社会释放一个信号：道理是次要的，会闹才是重要的。

这种信号的杀伤力，远比单个纠纷本身大得多。它动摇的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任，而是普通人对“做好事不会吃亏”这件事的基本信心。一个店主救了人，不仅没有得到感谢，还要掏钱；一个家长孩子被冤枉了，不仅没有得到公道，还要反复道歉。这些事传播开来之后，下次有人倒地，旁边的人会怎么想？下次有人的权益被侵犯，他会不会觉得讲道理没用、不如直接闹？

信任这个东西，建立起来很慢，但被消耗起来很快。一次不公正的调解可能只伤害一个人，但十次、一百次之后，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预期。当越来越多人觉得“老实人吃亏”是常态的时候，那些本来愿意讲理、愿意配合、愿意守规矩的人，也会开始怀疑：我为什么要做那个被牺牲的人？

调解可以柔性，但不能没有底线。 底线就是：谁错了就是谁错了，不能让没有过错的人为别人的错误买单。该道歉的必须道歉，该赔偿的必须赔偿，该承担责任的必须承担责任。这些问题如果在调解中被模糊掉，看似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实际上是在给后面埋更大的雷。

说到底，一个好的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矛盾出现后，人们相信讲道理有用的社会。如果连这一点都守不住，那受损的不只是某一个人、某一件事，而是人们对规则本身的信心。这个信心一旦垮掉，想重建就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