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有个红人，叫主父偃。他临死前，被判了个灭族，他没求饶，反而对着传旨的人说：“大丈夫生当五鼎食，死即五鼎烹。”

诏书下来那天，主父偃正坐在厅里擦一方旧印。那是他当中大夫时武帝赏的。他擦得很慢，手指在刻字上摩挲。传旨的宦官念完了，他没抬头，只问：“齐王那个案子，陛下还是信了？”

宦官没接话。

主父偃把印放下，起身整了整衣襟。“走吧。”他说。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眼案几上堆着的竹简。那是各地诸侯近半年送来的礼单。他嘴角动了动，像笑，又不像。

刑场上风大。族人被绑成一串，哭声低低的。主父偃站得直，盯着刽子手里的刀。监斩官例行公事地问：“还有话么？”

他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告诉陛下，推恩令还得继续推。诸侯王子孙多了，不分地，迟早要反。”

刀落之前，他闭上眼。四十年游学路上那些冷脸，走马灯似的晃过去——燕国宫门外等了一整天，最终只出来个小吏摆摆手；中山国那个冬天，棉袍破了洞，用草绳捆着；老家临淄的城门，他最后一次离开时，守城的兵卒连查都懒得查他。

然后是未央宫那次召见。武帝从台阶上走下来，扶起跪着的他：“先生来晚了。”

想到这里，主父偃嘴角终于有一丝真的笑纹。

尸首晾了两天。第一天有百姓远远指指点点，第二天就没什么人看了。几个旧日门客悄悄托人打听，能不能捡块骨头埋了。听说要登记姓名，都缩了回去。

第三天晌午，孔车来了。他个子小，抱了卷草席，走得慢。守尸的卫兵拦他：“什么人？”

“旧识。”孔车说。他从怀里掏出个小布袋，塞过去。“天热，该入土了。”

卫兵掂了掂布袋，让开路。

孔车铺开草席，把主父偃的尸身翻上去。头颈处已经不好收拾，他解下自己的外衣盖住。裹好了，用草绳一道道捆紧。全程没说话，只中途停了一次，抬手抹了把脸。

背着尸首出城门时，守门的校尉认得他：“孔车，你惹这麻烦干什么？”

孔车脚步没停：“人死了，总得有人埋。”

“他那些宾客呢？”

“宾客是宾客。”孔车说，“我是我。”

葬在城西乱葬岗边上。孔车挖坑挖得浅，但土拍得实。最后插了截木棍当记号，想了想，又拔了。跪着磕了个头，走了。

几天后，话传到武帝耳朵里。武帝正在看推恩令新报上来的诸侯分户册，听了，笔顿了一下。“孔车？”他记不起这人是谁。

宦官说：“是个管仓库的小吏。”

武帝点点头，继续看册子。翻过一页，忽然说：“是个厚道人。”停了一会儿，补了句，“让他升一级吧。”

孔车后来还是管仓库。有人问起葬人的事，他只说：“该做的。”

主父偃老家的宅子早荒了。邻居偶尔提起，只说：“那人啊，当年饿得偷过我家地瓜。”再想想，“后来好像阔过？”小孩问怎么死的，大人摆摆手：“犯事了，别多问。”

长安城里，推恩令一年年推行下去。诸侯王们分地分得头疼，互相算计。偶尔有人提起那个始作俑者，也不过是茶余饭后一句：“主父偃？死得不冤。”没人接话，话题就转到今年的赋税上。

只有公孙弘有次病中，迷迷糊糊对儿子说：“他那句话，其实是说给陛下听的。”儿子问哪句。公孙弘却闭上眼，再不开口。

那句话在史官笔下记得清楚。后来读史的人看到“生当五鼎食，死即五鼎烹”，有的说狂，有的说悲。但主父偃说那话时眼前闪过什么，终究没人知道了。

孔车活到七十多。死前嘱咐儿子：“我坟头别立碑，埋深点。”儿子照做了。那地方后来长满野蒿，春绿秋黄，和乱葬岗连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