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坚此人，在民国特务政治史上是个绕不过去却又面目模糊的角色。
蔡孟坚是江西萍乡人，家里是当地有名的乡绅，他父亲蔡绍南在萍乡煤矿做过事，跟盛宣怀、张赞宸那帮人都有往来。
蔡孟坚年轻时在青岛大学预科读书，后来加入国民党，又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混过一阵。回国后他并没有直接进特务系统，而是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做青年工作。
真正让他被中统创始人陈立夫、徐恩曾看中的，是他在“清党”中的表现。1927年“四一二”之后，蔡孟坚在江西主持“清党委员会”，手段狠辣，抓人杀人毫不手软。
陈立夫后来在回忆录里专门提过这件事，说蔡孟坚“勇于任事，对清除异党分子颇有成绩”。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这人手上沾血多，用起来放心。
于是1930年，徐恩曾把蔡孟坚调进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派到武汉担任特派员。注意，这个“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
蔡孟坚到武汉后，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调查员”，实际上负责整个武汉乃至湖北地区的特务工作，直接对南京的徐恩曾负责。他的任务就一个：破获中共在武汉的地下组织。

蔡孟坚是个很会来事的人。他到武汉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进步文人”，经常出入茶馆、书店，结交一些左翼青年，同时他又利用帮会关系，在汉口、武昌布下了一张庞大的线人网。他甚至跟武汉警备司令部、警察局都打通了关节，可以随时调人抓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社会关系为经，以情报人员为纬，织成一面密网”。
这张网很快就网住了一条大鱼，而且是一条他自己都没想到的大鱼，这就是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
顾顺章当时是中央特科负责人，地位极高。他化名“黎明”，以魔术师身份为掩护，在汉口新市场一带活动。蔡孟坚手下有个叛徒叫尤崇新，曾在上海特科干过，认识顾顺章。4月24日下午，尤崇新在汉口法租界附近认出了顾顺章，立即报告。蔡孟坚亲自带人抓捕，在汉口新市场附近将顾顺章拿下。
顾顺章叛变是我党历史上最严重的叛徒事件之一，而蔡孟坚就是那个直接抓捕和审讯顾顺章的人。从国民党情报系统的角度看，这是天大的功劳。蒋介石亲自接见了蔡孟坚，嘉奖他“忠勇可嘉”，并赏了一笔巨款。

但蔡孟坚的问题在于，他犯了两个致命错误。
第一，他不顾顾顺章的警告，坚持用电报向南京报功，导致钱壮飞截获情报，我党核心人员转移。第二，他在审讯顾顺章时，被顾顺章牵着鼻子走，对顾顺章交代的材料没有做充分甄别，导致后来中统内部因为顾顺章提供的情报产生严重内讧。
这两件事，后来都成了蔡孟坚在中统内部的把柄。
徐恩曾晚年写回忆录时，对蔡孟坚的评价很微妙。他说蔡孟坚“做事勤勉，但虑事不周，好大喜功”。“好大喜功”这四个字，基本就是徐恩曾对蔡孟坚的盖棺定论。在徐恩曾看来，顾顺章案本来可以办得更漂亮，就因为蔡孟坚急着邀功，才让中共高层跑了。这种评价，其实反映了中统内部对蔡孟坚的一种微妙态度。
究其根本，蔡孟坚在中统，实际上是一个“行动型”的特务，善于线下经营、抓捕、审讯，但不擅长战略情报分析和政治运作。他跟徐恩曾那种科班出身、讲究系统管理的特务头子不一样，更接近后来军统戴笠手下那些“行动高手”的路数。也正因为如此，蔡孟坚在中统内部一直有点“另类”。他有功劳，但得不到徐恩曾的完全信任；他有能力，但始终进不了中统的核心决策圈。

顾顺章案之后，蔡孟坚被调离武汉，先后在南京、上海等地任职。抗战爆发后，中统和军统明争暗斗，蔡孟坚这种“行动派”人物反而成了两边都不讨好的角色。徐恩曾让他干一些得罪人的脏活累活，比如清查汉奸、监视异己分子，但不给他实权。戴笠那边又看不上他，觉得他是中统的人，不可信。蔡孟坚一度被边缘化，甚至被派到甘肃、青海那种边远地区做党务工作。
这里就要说到蔡孟坚身上最大的污点了。比起抓捕顾顺章，他更大的污点，是在审讯顾顺章过程中，亲自参与了对被捕人员的酷刑逼供，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站在国民党的立场，顾顺章后来因为野心膨胀，在中统内部搞小圈子，甚至想自立门户，被徐恩曾发现后秘密处决，而蔡孟坚在这个过程中，跟顾顺章之间“关系不清不楚”。一个审讯者跟一个叛徒之间走得太近，本身就是大忌，污点。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统改组成“党员通讯局”，后来又改成“内政部调查局”，蔡孟坚的仕途基本已经到头了。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后，蔡孟坚没有跟着去台湾，而是选择留在大陆，后来辗转去了香港。
这个选择很耐人寻味，说明他在系统内已经没有任何留恋了。
在香港期间，蔡孟坚一度靠写回忆录和给报纸写稿为生。
他晚年曾试图去台湾，但台湾方面对他并不热情，反而怀疑他跟大陆有联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蔡孟坚在香港郁郁而终。
生前，蔡孟坚在回忆录里反复强调自己“问心无愧”，这四个字，从一个手上沾满血的特务嘴里说出来，本身就充满了荒诞感。
老黑以为，像蔡孟坚这种国民党特务身上，有一种“平庸之恶”，这一点非常的肮脏、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