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得知李开峰投敌后，戴笠一怒之下直接放话：“谁铲除李开峰就赏他20万大洋，军统宁可砸锅卖铁，也必须除掉此人！”

李开峰是军统局里管电报的人。

那时候打仗，前线的消息、后方的命令，都靠电台一行一行敲出来。谁攥住了密码，谁就掐住了对方的喉咙。

李开峰掐住的，偏偏是军统自己的喉咙。

他是军统最顶尖的电讯专家。整套密码怎么编，电台呼号怎么换，每个报务员敲电键是什么手法，华东的秘密电台藏在哪条街、哪间屋，全装在他一个人的脑子里。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42年转身，投了汪伪的76号。

76号的头子李士群如获至宝，当天就签下任命，叫他当电讯研究室主任，单独一间办公室，六部监听接收机，再发一张哪里都去得的特别通行证。

李开峰也不含糊，把自己知道的东西，一样一样，全交了出去。

接下来的日子，是军统最难熬的日子。

沦陷区里的秘密电台，一个接一个被人端掉。报务员刚敲完一份电报，门就被踹开了。撤得慢一步的站点，连人带机器，一起落到76号手里。

最惨的一天，军统在上海折了一百多号人。

戴笠下令换密码。换了也没用。新密码是怎么编出来的，李开峰闭着眼睛都清楚，他破军统的新密电，不过是多花一点时辰的事。

军统的电波发过去，在他眼里，跟明码没有两样。

蒋介石发了火，撂下一句重话：除不掉李开峰，军统这个摊子，就可以撤了。

戴笠被逼到了墙角。他总算明白，换什么都不顶用，唯一的法子，是让这个人永远闭嘴。

1942年11月11日，他亲手下了一道手令：谁能除掉李开峰，赏二十万大洋，就算是下毒得手，这钱也一分不少。

二十万大洋，是个什么分量。

那年月，普通人家一个月几块大洋就能过活，一个当兵的月饷也不过几块。二十万，是军统开天辟地头一笔最大的赏钱。

管总务的毛人凤犯了愁，怕局里掏不出这么大一笔。

戴笠撂下一句话：只要杀了李开峰，就是把我戴某人的裤子当了去卖，这钱也值，也一定照数给足。

重赏之下，军统的行动小组一拨一拨潜进上海。

可李开峰早把自己活成了一座移动的堡垒。

他坐防弹轿车，车窗玻璃厚达两厘米。住处围墙拉着高压电网。出门八个保镖，前四个后四个，排成菱形护着。就连一日三餐，都有专人先替他尝过，生怕有人下毒。

三拨杀手，连他的身都没近着，就先折了进去。

事情坏到这步田地，转机却从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身上冒了出来。

这人叫刘全德，原先是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贴身卫士。1941年上海区被76号破获，陈恭澍被捕，刘全德也跟着被迫降了日伪。

他人是降了，心里那口气没咽下去，一直想着反正。

这心思，被军统的毛森瞧了出来。毛森暗中找到刘全德，跟他摊牌：过去的事一概不究，事成之后，那二十万大洋，就是你的。

刘全德应了。

他占便宜的地方在于，自己本就是伪方这边的人，犯不上像别的杀手那样，拿命去撞那八个保镖的圈子。他和李开峰低头不见抬头见，一来二去，竟成了能说上话、走得近身的熟人。

他要等的，只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时机。

这一等，就等到了1944年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春节。

那天李开峰到陈恭澍家里拜年，一道吃酒。酒足饭饱，天色擦黑，李开峰起身告辞。

陈恭澍让自己的卫士刘全德，随车护送。

李开峰没有半分疑心。他上了车，刘全德也跟着上了车。

车开到蒲石路，刘全德忽然开口，说自己酒喝多了，反胃，要下车吐一吐。

车，停了。

车门一开，刘全德转过身，手里已经多了一支枪。

砰，砰。两发子弹，一发钻进胸口，一发钻进肚子。

李开峰惨叫一声，拼了命推开车门往外逃。他伤得太重，没跑出几步，一头撞进路边一家理发店，整扇玻璃窗被撞得粉碎。

刘全德不慌不忙追上去，一把将他揪住，提起来，对着他的脑袋，又是两枪。

鲜血溅了一地。

这个让戴笠两年里睡不安枕、让军统华东情报网几乎瘫掉的人，倒在大年初一的碎玻璃上，再也没起来。

等76号的人闻讯赶到，刘全德早全身而退，在毛森的安排下，悄没声地离开了上海。

戴笠没有食言，二十万大洋，照数发了下去。

一条命，二十万。

乱世里的人，有时候就标着一个价。李开峰防了整整两年，防弹车、电网、保镖、替他尝毒的人，样样都想到了，独独没想到，最后要他命的，是那个天天在眼皮子底下、替他拉车门的熟人。

人这一辈子，最难防的，从来都不是远处的那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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