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考虑到周总理身上工作实在太多，经请示毛主席以后，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老总调来外交部当部长。
 
论资历，两人都说得上话。王稼祥、张闻天都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主席，对中国革命有重要贡献。两人都留学过苏联，建国后还先后担任过中国驻苏联大使。
 
回国以后，王稼祥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则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一个熟悉党际交往，一个长期负责外交事务，看起来都很符合接班条件，怎么最后却轮到了陈毅？
 
毛主席看中的，正是陈毅对外交分量的敬畏，还有他敢于担当的性格。知道事情难，仍然愿意接，这比把外交看成一项轻松工作更可靠。
 
陈毅并不是突然被推到外交岗位上的。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和毛主席谈过革命胜利后的分工，还半开玩笑地说，将来胜利了，让自己当外交部长。毛主席当时笑着应承，这句话后来竟真的成了现实。
 
1944年，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希望了解苏北局势以及皖南事变相关情况。毛主席点名让陈毅负责接待，陈毅连夜准备材料，向中央报告后再开展工作。那次接触让美军观察组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陈毅性格直，并不等于做事鲁莽，真正面对外宾时，他知道哪些话能说，哪些话要先请示，哪些原则不能退。
 
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长。上海当时情况复杂，涉外事务很多，既有外国机构和企业，也有各种历史遗留问题。陈毅处理这些事情，一方面讲究方式，另一方面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1954年，陈毅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从那以后，他经常陪同周总理参加外交活动，还参加了万隆会议，逐步积累同亚非国家打交道的经验。
 
所以，陈毅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专家，却有长期处理复杂局面的经历，也有军队和地方工作的历练。他熟悉战争，也懂政治，更知道国家在国际场合不能只靠客气换来尊重。
 
1958年的国际环境，已经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建国初期，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是广交朋友、打破封锁，需要耐心争取更多国家的理解。到了1958年，中苏关系出现摩擦，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被中国视为涉及主权的试探。
 
另一边，美国和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协议，把航母开进台海，并不断推动台湾脱离中国。台海局势紧张，外部压力集中而来，外交工作进入了更复杂、更高压的阶段。
 
这个时候，外交部长需要的不只是熟悉文件和谈判技巧，还要有足够的政治分量，能够在大国压力面前把话说清楚，把底线守住。陈毅的军人经历，反而成了一个特殊优势。
 
当然，外交也不能只靠强硬。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就通过谈判处理复杂国际问题，说明新中国外交从来不是只有对抗这一种方式。到了1964年，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样说明中国既能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也能在合适条件下打开新的交往空间。
 
陈毅的特点，是该谈的时候谈，该顶住的时候顶住。他不是把所有问题都变成冲突，而是在涉及主权和国家利益时，不习惯含糊过去。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赫鲁晓夫访华。宴会上，赫鲁晓夫指责中国炮击金门没有提前通知苏联，甚至对中国的行动提出批评。
 
陈毅当场回应，炮击金门是中国内部事务，难道要替蒋介石和美国指责中国吗。对方虽然是苏联领导人，但只要说得不对，中国就不会因为对方身份高而接受。
 
这场交锋留下了一个鲜明记忆，陈毅的外交风格不绕弯，也不轻易后退。可这种风格会不会把局面推向紧张？问题在于，面对当时的国际环境，一味温和同样可能被误解为软弱。
 
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展现了这种气势。一名外国记者问他，中国是不是好战，陈毅是不是好战分子。
 
陈毅没有回避，而是直接表示，自己就是好战分子。中国人原本不想打仗，但有人要打，那就打。美国和其他反动势力总想挑起战争，中国不能因为害怕战争就放弃应有的斗争准备。
 
这番话很重，却没有脱离当时中国面对的安全压力。现场响起掌声，周总理后来评价说，陈毅讲话有气势，符合大国的国威军威，有些时候，话说得太滴水不漏，反而没有力量。
 
毛主席听到这件事后，也称赞陈毅是真正的外交部长，外国人这下知道，中国的外交部长不好惹。
 
回头看，陈毅接替周总理，并不是因为王稼祥、张闻天不够资格，更不是因为外交工作不需要专业能力。真正关键的是，1958年的中国外交需要一位能谈、能扛、也敢在压力面前亮明态度的人。
 
陈毅的直，并不是简单的脾气大。他知道什么时候要谨慎，知道外交话语关系国家利益，也知道有些话如果不说清楚，别人就可能把克制理解成退让。
 
这也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最终选择他的原因。外交部长不只是坐在谈判桌前的人，有时还要代表一个国家，把不能退的地方讲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