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陈云在北京收到四川省仪陇县委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在整理地下党档案时，发现了一个叫席懋昭的人，曾在1935年护送陈云去上海，1949年牺牲于重庆渣滓洞监狱。

主要信源：（四川省情网——【红色记忆】黄伟 ‖ 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的地下党员）

席懋昭这个名字，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是因为陈云的一份证明材料。

1983年，四川仪陇县在整理地下党档案时翻出一份自述。

里面提到作者曾护送一位中央领导出川。

写信去北京核实，陈云回了信，又写了证明，又对着照片确认，最后说就是他。

1984年，席懋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距离他牺牲，已经过去了35年。

席懋昭1912年生在四川仪陇，1933年入党。

入党之后在成都和川北做地下工作。

后来通过哥哥的关系，到天全县灵关殿小学当校长，妻子贺伯琼也在那所学校教书。

两口子用教员身份打掩护，接待过往同志。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了天全一带，席懋昭带着游击队接应红军，打开粮仓，做向导。

没过几天，组织上找他谈话，说有位领导要离开四川去上海，让他护送。

他没问是谁，接了任务就走。

同行的还有一个人叫陈梁。

三人碰头后，给陈云准备了两套身份。

对外说是小学教员，遇上查账的场合就说陈云是药材商人，化名廖家骏。

出发走山路，出灵关不久就碰上一个从天全方向追上来的中年男人，浑身泥水。

这人是天全县的教育局长，红军攻天全时把他抓了，又故意放了他，让他当活掩护。

席懋昭主动上前搭话，介绍说陈云是做生意的。

局长信了，后面过民团关卡，他打个招呼就直接放行，夜里还在他家里歇了一脚。

从荥经过雅安到成都，陈云用化名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启事，说丢了牙质印章，原印作废。

这则启事是和周恩来事先定好的暗号，意思是人已安全到成都。

之后不停留，换车去重庆。

席懋昭一直送到朝天门码头，买好去上海的船票，看陈云上船，才算完成任务。

陈云走后，席懋昭想返回灵关追赶红军。

但敌人已经知道他开仓接应的事，发了通缉令。

他走到阆中一带被抓，妻子贺伯琼也被关进去。

敌人审他，他用“被土匪裹挟”的说法应付，一个字不提护送的事。

关了几个月，经人营救出狱。

1937年他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在那里再次见到陈云。

陈云问他回四川以后的经历，临走送了他一双棉鞋和一罐罐头。

1938年党校结业，组织派他回四川。

他先后又被抓了两次，每次都是关了放、放了再抓。

1948年3月，他在雅安一带活动时被叛徒出卖，特务把他抓走，转押重庆渣滓洞。

1949年，国民党在溃退前对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关押人员进行大规模屠杀。

席懋昭遇难，年仅37岁。

重庆11月30日解放，离他死只有三天。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烈士身份迟迟没有被认定。

他当过国民党的乡长，哥哥在川军当营长，妻子曾被关押又释放，这些记录让审查的人不敢轻易签字。

如果不是1983年仪陇县翻出他的自述，如果不是那份自述恰好提到护送陈云出川。

如果不是陈云还活着、还记得、还愿意写证明，席懋昭很可能永远不会被追认。

这就引出了一个不太舒服的事实。

一个人的历史贡献能不能被承认，有时候不取决于他做了什么。

而取决于有没有人替他证明。

席懋昭幸运的地方在于，他护送的那个人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

如果陈云记不清名字了呢？如果陈云觉得没必要写呢？

任何一个“如果”成立，席懋昭的故事就讲不出来。

地下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它的记录天然残缺。

保密是第一位的，留名是第二位的。

席懋昭在延安见到陈云时没有提任何要求，四次被捕受审始终没有拿“我护送过中央领导”来换命。

他不计较身后名，但不计较不代表不应该被记住。

那些连自述都没有留下的、连化名都已失传的人，谁来替他们证明？

陈云晚年还惦记着“四川的席家兄弟”，临终前嘱咐子女不要忘了他们。

但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在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而不是等到四五十年后，靠一封书信来抢救式地追认。

席懋昭的故事讲完了，那些还没被讲完的故事，才是更需要被看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