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铁腕老大斯大林抽空回老家看老妈。老母亲不关心他多威风，憋了半天问一句：你到底当啥官？

主要信源：（人民网——官贵有自知之明）

格鲁吉亚哥里城，一间低矮的砖房里，油灯昏黄。

一个女人跪在圣像前，嘴里念叨着什么。

她叫叶卡捷琳娜，白天给人洗衣服，手指泡得发白起皱。

她有一个儿子，叫索索。

索索是她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前两个都没撑过周岁。

她把所有的念想都拴在这个瘦弱的男孩身上。

她省吃俭用，攒钱送他去读书。

在那个年代的格鲁吉亚，穷人家的孩子能识字，已经算烧高香了。

可她的目标不止于此，她想让索索当神父。

神父，在她的认知里，是这世上最体面、最安稳、最靠近上帝的差事。

教堂里唱诗的声音，烛台上摇曳的火光，信徒们低头祈祷的模样，她觉得那就是儿子最好的归宿。

索索也确实争气。

他考上了第比利斯的神学院，成绩优秀，还会写诗，是唱诗班里嗓音最好的那个。

母亲以为，一切都在朝着她设计的方向走。

可她不知道，索索在神学院的阁楼里，和一帮同学偷偷传阅着被沙皇列为禁书的册子。

那些书页里没有上帝，没有天堂地狱，只有一个个她听不懂的词。

阶级、革命、马克思。

1894年，索索离开哥里去第比利斯那天，他父亲醉醺醺地躺在巷子里，母亲站在门口抹眼泪。

她不知道，这一别，儿子就再也不属于她了。

接下来的十几年，索索改名斯大林，意思是钢铁。

他搞罢工，印传单，抢银行，坐牢，流放，越狱，再流放，再越狱。

沙皇的警察在整个帝国追捕他，他像一只打不死的猫，每次被抓进去，总能想办法逃出来。

母亲有十多年没有他的音讯。

她一个人住在哥里的老房子里，靠着给人缝补衣服过日子。

偶尔有陌生人敲门，塞给她一封信，她看不懂上面的俄文，只能摸着信纸上的字迹，确认儿子还活着。

1917年，天下变了。

沙皇倒了，列宁上了台。

斯大林不再是一个东躲西藏的地下党，他成了新政权里的重要人物。

他管民族事务，管工农检查，后来当了总书记。

这个职位，最初在党内算不上最风光，可斯大林愣是把它变成了权力的底座。

1924年列宁去世，斯大林在一番权斗之后，稳稳坐上了头把交椅。

消息传到哥里，邻居跑来跟叶卡捷琳娜说，你家索索当大官了。

老太太半信半疑。

她不懂什么总书记、政治局，她只知道儿子很久没回家了。

1935年，斯大林终于回了趟哥里。

车队浩浩荡荡开进小镇，警卫四处警戒，乡亲们远远站着看。

叶卡捷琳娜站在自家门口，看着一群穿制服的人簇拥着一个中年人走过来。

那人穿着灰色大衣，叼着烟斗，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她认了半天，才认出那是自己的儿子。

八年没见了。

斯大林在老家待了没多久，跟母亲说了几句话，吃了顿饭，就走了。

记者围上来问老太太，儿子回来了高不高兴。

叶卡捷琳娜面无表情，只说了一句：

“他回来前也没通知一声，谁也没想到他会在这时候回来。”

这话听起来不像抱怨，也不像高兴，倒像一个等了太久的人，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情绪了。

斯大林想把母亲接到莫斯科去住。

叶卡捷琳娜去了，住了没几天就闹着要走。

莫斯科太大，太吵，太冷。

她住不惯那种铺着地毯、挂着水晶灯的屋子。

她跟儿子说，我要回哥里，那里有我的教堂，有我认识的街坊，有我能听懂的话。

斯大林没办法，只好送她回去。

最后一次见面，叶卡捷琳娜已经老得走不动路了。

斯大林坐在她床边，她忽然问了一句：“约瑟夫，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
 
斯大林说：“我是苏联的总书记，相当于以前的沙皇。”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可惜啊，你没有当成神父。”

1937年，叶卡捷琳娜去世。

她这辈子没读过书，不会说俄语，一辈子没走出过格鲁吉亚那片山区。

她不知道什么叫工业化、什么叫五年计划、什么叫大清洗。

她只知道，她那个聪明又倔强的儿子，没有走上她为他选的那条路。

斯大林后来成了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他让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巨人，打赢了二战，把红旗插上了柏林的国会大厦。

他也发动了大清洗，搞了农业集体化，让几百万人丢了性命。

有人恨他入骨，有人把他当神。

可在他母亲眼里，他始终是那个穿着破衣裳、在泥地里跑来跑去的索索。

是那个被她送去读神学院、最后却没当成神父的儿子。

哥里城里，至今还保留着斯大林出生的那间小屋。

游客来来往往，导游会指着那间屋子说，这就是钢铁巨人诞生的地方。

很少有人提起，那个生下他的女人，到死都觉得儿子走错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