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商业税收为何能超过农业税？这件事在整个封建史上是什么级别的奇迹？

北宋熙宁十年，国家总收入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是2162万贯，工商税是4911万贯，商业税是农业税的整整两倍多，占全部财政收入的70%。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这件事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宋朝。

更奇的是，做到这件事的，是一个在教科书上以"积贫积弱"著称的王朝。

要理解宋朝这件事有多稀奇，得先知道在它之前，商人在历朝历代是什么地位。

从秦汉开始，历代王朝奉行"重农抑商"，种地是正经事，做买卖是末业，不入流。

汉朝明确规定，商人和他们的子弟不能参军，不能坐马车，只能穿白色衣服，走在街上要跟平民区别开来，让人一眼认出来是做生意的。

唐朝更讲究规矩。整座长安城，把居民区和商业区用围墙隔开，居民住的叫"坊"，做买卖的叫"市"。

市只有固定地方：东市和西市；还有固定时间：中午击鼓开市，日落前击钲收市，超时概不营业。

白居易有一句诗描写长安的格局："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整整齐齐，商业全在框里。

更严的是宵禁。唐朝的夜禁时间从"昼漏尽"开始，也就是大约晚上七点入夜就禁行人，直至次日凌晨四点，宵禁时段长达九个小时。违者杖打二十。

这意味着，唐朝老百姓每天有整整九个小时连门都不敢出，更别提夜市。

在这种制度下，商业不可能有多大发展。做买卖的既没地位，又没时间，还没空间。宋朝，改变了这一切。

宋太祖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放宽宵禁。

建国第五年，他下了一道诏令，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意思是晚上十一点之前，百姓可以随便出门。唐朝宵禁九个小时，北宋初压缩到了只有四个小时。

到了宋真宗时期，朝廷彻底打破了坊和市之间的隔阂，允许工商业者在整个城市内自由流通，临街开店，合法了。整座城市都可以是市场。

于是你就看到了《清明上河图》里那幅景象。

汴京城内，商铺沿河而建，茶坊酒肆连绵不绝，车马如织。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描述汴京的夜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

三更才散，五更又开，中间只间隔两个小时，几乎是一座真正的不夜城。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宰相王旦上奏了这么一句话：都城开封，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光是首都一个城市，身家百万的大富商比比皆是，资产十万的中等商人更是随处可见。

宋朝还做了一件更影响深远的事：商人可以参加科举，可以做官。

在唐朝以前，商人的儿子连科举资格都没有。宋朝把这道墙拆掉了，有才能的人开始进入商业圈，整个社会的活力被打开。

在海外，宋朝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上贸易。

宋高宗自己说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有历史学家认为，整个南宋时期，市舶司的收入约占全国财政的五分之一。

商税的税率并不高，过税（流通税）是2%，住税（营业税）是3%。撑起庞大财税的，是商业活动本身的总量。

北宋中后期，光是商税收入（不含盐、茶、酒等专卖），常年保持在800到1000万贯之间。

而明朝万历年间，把所有工商税加在一起，合计只有约94万两银，只相当于宋朝商税的10%。

宋朝商业税超过农业税，在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上，是一个孤立的奇迹。

宋朝通过对商业活动征税，成为了中国在19世纪以前唯一一个以间接税为财政基础的王朝。

这句话的意思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前的整个世界，以商税为财政主体的国家，凤毛麟角，宋朝是其中之一。

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的财政收入是11600万贯，这个数字已是唐代最高岁入的一倍。

而南宋失去了大半国土，偏安东南一隅，却靠着海上贸易和商税，维持着高于唐朝数倍的财政收入。

这件事放到今天，大概等于一个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国家，靠电商收税把财政反而翻了好几倍。

明朝那边正好是反面教材。朱元璋创立的"洪武型财政"过于迁就农村经济的习惯，他更希望把全国建成一个安宁的大农村，没有一个人游手好闲，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万历皇帝后来想多收一点商税，结果文官集团集体反对，临清甚至爆发了一万多人冲击税署、火烧税署、私自处死三十七名税务官员的暴力事件。

那些高喊"暴政"的文官，很多本人就是大地主兼大商人。

宋朝皇帝显然更聪明，从商业里抽税，比反复压榨农民的粮食要可持续得多。

【主要信源】
《北宋熙丰经济年鉴——财政收入与国民负担》，知乎学术整理，2023年
《商业化与地权分配：来自十一世纪宋代的历史证据》，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
《为什么说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澎湃新闻，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