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发了委任令，拨出两百支老旧枪支组建宪兵营，任命张宗昌为营长，张宗昌接到这个任命后，猛地从卧榻上跳起，大声抱怨道:“昨，让俺老张当那屁营长，这不是有意捉弄咱吗?我张效坤一当兵就是团长，还没吃过营长这碗饭呢，这窝囊气我咽不下去!”
 

1922年这事搁在张宗昌身上，确实挺憋屈。
 
那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刚打完，奉军在前线没讨着便宜，后院又不安生，张作霖手里用人用得紧，可对一个刚投过来、又不是奉系老班底的人，他始终留着一手。
 
张宗昌到奉天前后，先挂过巡署高级顾问的闲差，后来才给了个宪兵营长。
 
名义上是有差事，实际上人不多、枪也旧，外面传是拨二百支破枪编一营，就算没这么绝对，当时那点家底也远不够他这个曾经带过师、团的人舒坦。
 
张宗昌接到委任，心里肯定不痛快，他自认当年一投身军旅就干过团长，后来在江苏还做过师长、在冯国璋那边当过侍从武官长，如今让人按在宪兵营里当营长，面子上怎么都转不过来。
 
他不傻，嘴上发牢骚归发牢骚，人没真撂挑子，因为心里清楚，刚投张作霖，没根基、没战功，不先忍下来，连个翻本的机会都没有。
 
说起来张宗昌也不是普通混饭吃的军官。
 
他山东掖县人，早年在关东闯荡，干过苦力、混过赌场、跑过海参崴，后来在辛亥革命前后投民军，到上海在光复军里带骑兵独立团，算是从底层一刀一枪拼出来的。
 
 后来他转投北洋、跟冯国璋，升到师长，可军阀这行当靠山一倒就不好混。
 
1920年前后他在江西一带兵败，队伍被解散，想去投曹锟，吴佩孚那帮人看不上他这种土匪加流氓气重的人，根本不让进门。
 
 他没办法才出关找张作霖。
 
奉系当时正扩军，愿意收人，但对降将不放心，尤其张宗昌这种没系统、没学派、全靠个人江湖本事的，给个宪兵营长，既有安顿意思，也有试水意思，能干就留，不能干也不至于放出去成患。
 
我看这步棋张作霖下得很奉系。
 
奉军自己有讲武堂、有老干部、有杨宇霆那一套新派人物，外来的张宗昌不算亲信，给小差事既能养住人，又不让他立刻掌握主力。
 
对张宗昌来说，这就叫冷板凳，可他偏偏不是坐得住也不至于赌气走人的角色。
 
营长就营长，旧枪就旧枪，先把人拢住，再等仗打起来才有说法。
 
机会很快来了。
 
1922年直奉战后，吉林那边高士傧联合绥芬河一带的卢永贵起事，沿中东路闹到五站附近，后方一下子紧张。
 
张作霖主力还在山海关方向顶着，抽不出多少兵，有人提起张宗昌，说让他带宪兵营去试试。
 
于是张宗昌领着这一营人，外加补发的两百多支旧式枪、别烈弹一类货色出发。
 
别看东西破，他用得贼精，一路走一路招旧部，到哈尔滨一带再补弹药给养，更关键是他在关东多年，卢永贵手下不少小头目跟他要么同乡、要么早年在胡子圈、劳工圈、俄境打工时打过交道。
 
他不强攻，先派人联络，讲当年交情，讲奉天现在顾不上但事后不会亏人，再拿这点旧枪和奉军名号压阵。
 
结果对面不少人不想真打，陆续倒过来，高、卢那股势力很快散架。
 
此役之后，张宗昌把收来的人编成几个团，兵力一下不像营了。
 
这一仗改变他的位置。
 
张作霖本来对他半信半疑，打完五站，立刻委他绥宁镇守使、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副司令一类职务。
 
 从宪兵营长到镇守使，表面是升官，实质是张作霖承认他能在东北边角替自己看门。
 
接下来张宗昌更会来事，冬天下来又收白俄散兵，用俄语沟通、用枪炮马匹扩队伍，搞出白俄支队，铁甲车、机枪、炮兵慢慢齐全。
 
到1923、1924年，他已不是破枪营长，而是奉系里很能打硬仗的实力派。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他当第二军副军长，入关、占热河、插津榆；1925年进一步拿到山东军务督办，后来兼省长，从关外冷板凳一脚踩到济南。
 
不过把这条线连起来看，我觉得民国军阀的重用从来不是看人才舒服不舒服，而是看你能不能替大帅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事。
 
张宗昌被按成营长，是因为他投奉晚、成分杂、不可控，后来翻身，是因为后方叛乱没人肯去、去了也未必赢，他偏偏有人脉、肯低姿态、不怕用破枪烂仗去换实利。
 
他不是最规矩的军人，却是最会抓缝隙的人。
 
可这种靠收编、靠江湖、靠白俄和土匪起家的路子，后面也埋雷。
 
他督鲁那几年，税目繁复，有材料说捐税五十多种，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造成惨案，对济南工运也下狠手。

所谓狗肉将军三不知将军，不是老百姓真服他，而是把他的赌性、粗疏和滥权都装在绰号里。
 
在我看来，1922年那点破枪宪兵营只是他人生里最狼狈的一段，但也最说明问题。

乱世里不怕起点低，怕的是没仗可打、没人肯用，可一旦只会靠兵变、收编、横征暴敛稳住地盘，爬得再高也守不长。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张宗昌的白俄军：“战功卓著”立下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