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绝对是一个被高估的知识分子。胡适以美国哲学博士的头衔在北大亮相，以中国新文学前驱者的角色留名史册，他曾在众多领域留下痕迹。可是你仔细总结一下，会发现，胡适好像干了很多事，可是就连那些崇拜胡适的人，实事求是地讲，也说不清楚胡适的具体学术成就。
 
1917年，26岁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入职北京大学当文科教授。
 
这个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博士答辩，只是按照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校规，论文需要印刷一百本上交存档，才能正式拿到博士证书，这个手续他迟至1927年赴美才办完。
 
回国之后，北大师生、社会各界已经普遍称呼他为胡博士，各大报刊文章也直接使用这个头衔，这是当时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件事。
 
民国初年，国内极度缺有海外新式教育背景的学者，一个留美归来、学西方哲学的年轻人，一回来就直接站在了全国学术的中心位置，名气的传播速度，远远跑在了完整学术成果的前面。
 
回到北大之后，胡适第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就是提倡白话文。
 
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八项主张，号召大家抛弃晦涩难懂的文言文，改用普通人听得懂的白话来写文章、写诗。
 
没过多久，陈独秀紧跟着发文，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1920年，胡适出版《尝试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他还写出独幕话剧《终身大事》，算是国内白话话剧最早的尝试作品之一。
 
白话文能够快速推广普及，胡适这份首倡之功是不能抹掉的。
 
但话说回来，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他更多是开了这个头，打开了一扇大门，真正把白话文文学推上高峰，写出一篇篇传世作品的，是鲁迅、茅盾、巴金这一大批后来者，胡适是第一个吹响号角的人，可完整建好这座大厦的，并不是他一个人。
 
在国学研究这块，胡适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这本书第一次借用西方哲学的框架，重新梳理先秦诸子的思想，不再一味捧着儒家独尊，而是平等看待诸子百家。
 
书刚一问世立刻大火，短短三年连续再版七次，当时整个北大乃至全国学界都为之震动，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是：这部书只有上卷，讲完先秦诸子就停笔了，下卷胡适一辈子都没有写完。
 
这本书开创了一种全新研究思路，也就是那句有名的治学口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套方法影响了后来整整几代文史研究者。
 
但是书本身半途而废，没有完整写完整个中国哲学史，这就带来一个争议：他是打开新路的开创者，可最终没有独立完成一套完整、宏大的学术体系。
 
后世冯友兰等学者，写出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填补了这块巨大空白，很多人心里就会生出疑问：开创思路，和完整产出一部传世巨著，这两件事能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除了哲学史，胡适还专门考证古典小说，最出名的就是《红楼梦考证》。
 
在他之前，红学大多是各种索隐猜想，猜贾府是哪个朝廷秘史，胡适用考据的办法，提出《红楼梦》大体就是曹雪芹自传式作品，创立了“新红学”，直接推翻过去流行的旧说法，此后三十年时间，国内红学研究基本都沿着这条思路往前走。
 
后世学者也发现了它的短板：胡适太过执着于曹家真实经历，很多地方直接把小说人物和曹家真人一一对应，忽略了文学本身的艺术虚构，留下不少漏洞，后来俞平伯等学者，也慢慢修正了这一类偏差。
 
再往后几十年，胡适的精力越来越多地分散到别的事情上，1938年，国民政府任命他为驻美大使，整整四年时间，在美国到处演讲，游说各方，争取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
 
抗战结束后，他重回北大担任校长；晚年定居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大部分时间用来社交、演讲、办刊物、参与各种社会议题讨论，留给深耕书斋、埋头完成大部头著作的时间越来越少。
 
综合这一件件事全部串起来，我们就能看清争议的源头在哪里。
 
胡适最大的贡献，几乎全是“开风气”：打开白话文的大门、打开新式哲学史研究的大门、打开科学化小说考证的大门，可很多他开启的课题，他本人都没有做到终点，大多是由一代代后继学者接着完成。
 
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一派观点认为，开创道路本身就是最高级的贡献，没有胡适踏出这第一步，很多新学问不知道还要推迟多少年才会出现，不能用“有没有写完大部头著作”这单一标准去苛求一位启蒙者。
 
另一派观点也就是开头那句疑问：他的名气、社会地位、历史声望，是不是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个人独立完成的学术成果体量，他是不是一位被时代舆论高估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他是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启蒙者之一，白话文运动、新式治学方法，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史研究的走向，这份功绩不可抹去。
 
但同时我们也要客观承认，他确实存在著作多半途而废、大量课题开启却未能收尾的现实情况，时代把巨大的声望快速给到了这位年轻学者，盛名之下自然引来后人反复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