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两位学者周庆安和李一鸣最近聊了件事：中印政府关系在回暖，但中国一直没赢得印度民众的好感。他们建议少搞政策宣讲，多做民间接触，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拉近距离。想法挺好，但真做起来没那么简单。

政府层面的回暖有明确信号，2025年8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达成10点共识，不仅重申维护边境和平安宁，还重开了三处传统边境贸易市场，约定2026年举行下一轮会晤。

经贸领域更能体现变化，莫迪政府在反倾销调查上对中国明显放宽，2025至2026财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建议否决率已达41.5%，远高于1991年至2020年0.5%的平均水平。

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市场的表现也印证了合作空间，2025年第一季度vivo、小米、OPPO、realme占据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前五中的四席，2024年中国品牌整体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70.4%。

但民众层面的隔阂却十分明显，环球时报2024年的调查显示，中印民众对彼此国家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67%的印度受访者认为本国是“全球领导大国”，55%觉得印度综合国力位列世界前五，而中国受访者对印度综合国力的平均估值仅为第35位，65%不认同印度是“全球领导大国”。

更直观的是人员往来数据，中国2024年和2025年给印度民众发放的赴华签证均为28万张，2026年第一季度就达7万多张，同比上涨15%，还重启了印度香客赴华朝圣之路，帮助近2万名印度香客实现愿望。

但印度方面的限制却很严格，2024年给中国人发放的各类签证仅2000张，远低于2019年的20万张，目前在印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仅约10人，而印度在华留学生却有近3万人，这种交流失衡直接阻碍了民间好感的建立。

民间接触难以推进，核心原因有三点。

首先是印度的单向限制政策，签证发放的严重不对等，让中国民众赴印旅游、学习、交流的意愿难以落地，而人员往来是建立好感的基础，没有实际接触，再多的善意也无法传递。

其次是认知偏差的固化，印度政府近年来的“大国叙事”激发了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但也导致部分民众对中国存在不切实际的竞争心态，加上两国媒体报道视角的差异，进一步加深了误解。

最后是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2024年印度大选后，印人党延续印度教民族主义路线，将中国视为“经济竞争者和安全威胁源”，这种定位潜移默化影响着民众态度，即便政府在经贸上有所妥协，民间的负面情绪也难以快速扭转。

我认为，学者提出的民间接触思路方向正确，但必须建立在双向对等的基础上。

民间好感的培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努力，中国已经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诚意，不仅放宽签证、保持经贸合作，90%的中国受访者希望更了解印度，69%愿意赴印旅游，这些都是宝贵的基础。

但印度若持续设置交流壁垒，即便中国品牌占据市场主导，也难以转化为民众层面的好感。

从实际操作来看，民间接触需要从易到难推进。旅游和文化交流门槛最低，印度应尽快放宽对华签证限制，恢复到疫情前的往来规模，让两国民众有机会亲身感受彼此的真实面貌。

中国的《去有风的地方》《赘婿》和印度的《摔跤吧！爸爸》《三傻大闹宝莱坞》在对方国家都有不错的传播效果，这种文化产品的自然流动，比任何政策宣讲都更能拉近心理距离。

经贸合作方面，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布局不应只停留在产品销售，还可以通过增加本地就业、参与公益项目等方式，让印度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带来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摒弃零和思维。中印作为人口超10亿的大国，发展道路不同但并非没有合作空间，近70%的印度受访者认为与中国保持密切合作对印度有利，这说明民间并非没有共识。

政府层面应减少将双边关系意识形态化，为民间交流创造更宽松的环境。

民间接触不是一朝一夕能见效的，但只要双方都拿出诚意，打破人为设置的障碍，让民众多一些真实接触、少一些误解偏见，中印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回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