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严后松的执政态度转变

前期铁腕惩贪：乾隆继位之初废除《完赃减等条例》，规定贪腐满1000两白银即判斩首，先后处死云贵总督恒文、湖南巡抚李因培等十余名一二品高官，连皇亲国戚高恒贪腐也直接赐死，官场一度为之一肃。
后期宽纵成常态：执政中后期乾隆逐渐放松尺度，对自己赏识的能臣刻意包庇，比如李侍尧贪腐案发后，他力排众议将其从斩决改为斩监候，不久就重新起用为陕甘总督。
二、奢靡开销倒逼的财政需求

个人耗费巨大：乾隆六下江南、修建三山五园、举办万寿庆典等活动耗资巨万，国库日渐空虚，常规财政收入无法覆盖其奢靡开支。
议罪银制度兜底：和珅首创的议罪银制度，允许犯错官员缴纳数万至数十万两白银抵罪，钱款直接进入内务府供皇室使用，仅此一项乾隆晚年敛财超1200万两白银，甚至宣称“万寿庆典未费国库一两”，这一制度直接让贪腐变相合法化。
三、权力平衡的帝王术考量

打造绝对效忠的白手套：和珅精通多族语言、深谙乾隆心思，能精准满足其各类需求，乾隆将他作为私人财政代理人，明知其贪腐却刻意纵容，以此牢牢掌控皇室私财和朝局平衡。
制衡储君巩固皇权：禅位后乾隆为架空嘉庆，命和珅“代宣圣旨”，借其势力打压嘉庆亲信，哪怕和珅贪腐的行径朝野皆知，也始终不动他，以此保障自己的实权不旁落。
四、官场生态的现实困境
官员体系无法彻底替换：乾隆曾坦言，若将甘肃贪腐窝案的涉案官员全部诛杀，地方治理会直接陷入瘫痪，“杀完肥鸭子，新来的饿狼还是要食民而肥”，彻底反腐会动摇王朝统治根基。
进贡风气倒逼贪腐：乾隆中期后南巡开启全国性进贡竞赛，地方官员为搜罗奇珍古玩讨好皇帝，只能向下摊派搜刮，贪腐从个人行为演变为官场上下默认的潜规则，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