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的元帅是无可替代的，他有四个方面的代表性。他是秋收起义的代表，八位元帅“出身”于南昌起义，一位“出身”于平江起义，著名的秋收起义由于毛主席拒绝大元帅的授衔而元帅缺席。这是不行的。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北京病逝，年仅61岁。他是十位开国元帅中最早离世的一位。
消息传出后，人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位老战友，更是一位遇到复杂问题时，总能稳住局面的人。悼念罗荣桓时，毛主席写下“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把时间往前推八年。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衔典礼，罗荣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他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兴奋，反而曾提出，自己的革命资历和贡献与一些老同志相比还有差距，希望不要授予元帅军衔。这个请求没有被接受，因为评定元帅看的并不只是一个人亲自指挥过多少著名战役。
军队不是只靠前线冲锋维持的。有人负责制定作战方案，有人负责调兵遣将，也得有人把不同来源、不同经历的官兵组织起来，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打、为谁打，并且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散架。
罗荣桓的分量，正是在这种不太显眼、却不能缺少的工作中积累起来的。1927年9月，罗荣桓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起义部队受挫后向井冈山方向转移，在江西永新三湾进行改编。那时的队伍人数锐减，士气低落，旧式军队留下的习气也没有完全清除。
罗荣桓从基层党代表做起，长期与普通战士生活在一起。他不是站在远处讲道理，而是在行军、宿营、训练和战斗中解决问题。
谁家里有困难，谁对命令想不通，干部作风好不好，他都放在心上。这种经历，使他成为秋收起义队伍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见证者和实践者。
秋收起义的意义，不只在于发动了一次武装行动，更在于由此走上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的道路。罗荣桓后来几十年的工作，始终带着这段经历留下的印记。
他第二个难以替代的地方，是把军队政治工作做成了一套能够长期运转的办法。很多人一听“政治工作”，容易想到开会、讲话和写材料。
罗荣桓做的远不止这些。他关心的是干部怎么选，部队纪律怎么抓，官兵关系怎么处理，群众为什么愿意帮助军队，新补充的战士怎样真正融入集体。
这些事情看上去零碎，实际上件件关系战斗力。一支队伍武器再好，如果内部不团结，干部脱离战士，命令到了下面无人执行，也很难打胜仗。
罗荣桓的长处，就是能把思想、组织、纪律和作战需要结合起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山东成为罗荣桓展现能力的重要舞台。
1939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山东。这里既有日伪军的封锁和进攻，也有多支地方武装并存，情况十分复杂。
怎样扩大根据地，又不让部队脱离群众；怎样集中力量，又保留地方武装的灵活性，都是摆在面前的难题。罗荣桓在山东既管政治工作，也参与军事和根据地建设。
1943年3月，他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当地的军事工作。过去分散的力量逐步得到整合，部队、地方政权、民兵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山东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到抗战胜利前夕，山东拥有数量可观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还培养出大批干部。
日本投降后，山东部队迅速向东北输送兵员和骨干，为开辟东北局面提供了重要力量。这正是罗荣桓的第三重代表性。
他留下的不是一张孤零零的战绩表，而是一整套可以继续使用的家底：有兵员，有干部，有组织，有群众基础，也有能够支撑长期作战的根据地。1945年以后，罗荣桓进入东北工作。
东北部队来源复杂，既有从关内赶来的老部队，也有新组建的地方力量，还有大批刚刚参军的新战士。队伍扩充很快，如何保持统一，成了比增加人数更难的事。
罗荣桓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1949年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他推动整顿干部作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使迅速壮大的部队能够形成统一的纪律和行动方式。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随后大军继续南下。作战区域越来越广，部队规模越来越大，补充的新兵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队伍仍能保持较强的组织能力，罗荣桓所负责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便是他的第四重代表性：他是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也是这支大军从东北走向全国的重要组织者。
有人习惯用“亲自指挥过哪场大战”来衡量将领，这种看法容易忽略战争背后的另一面。一次战役可能只打几天，建设一支有纪律、有信念、能连续作战的军队，却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罗荣桓的身体长期不好，抗战期间肾病已经十分严重，后来还接受过手术。即便如此，他仍承担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干部管理、军衔评定和军队正规化建设，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度和队伍上。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从山东根据地到东北战场，再到第四野战军和全军政治工作，罗荣桓走过的每一步都连着人民军队发展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