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老蒋为什么只授予其权，不敢给予其名？第一，担心特务机构尾大不掉。第二，戴笠的资历较浅。虽然也属于黄埔嫡系，但是，戴笠属于大学是第五六期。这样，蒋介石便于控制。第三，国民党内大佬的阻碍。
军统内部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场面：真正能够拍板的人坐在副局长的位置上，挂着局长名义的人却很少过问具体事务。戴笠手里的权力早已超过普通副职，可直到生命结束，他仍未完成从“实际掌权者”到正式局长的转换。
1938年3月，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被改组为新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人们后来常说的军统。制度上设局长和副局长，局长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戴笠担任副局长，但日常工作和实际权力基本掌握在他手中。
这不是一次迟迟没有办完的升职，正副局长的安排从军统成立时就已经存在，此后又维持多年，说明这本身就是一种控制办法。戴笠可以调人、调钱、下达行动命令，却没有完整的最高职位。
只要戴笠的地位来自蒋介石个人授权，他就必须不断向上证明忠诚。权力给得再大，也不是固定在职务上的，蒋介石一句话能够让他获得便利，同样也可以收回他的权限。
若把正式局长的头衔也交给戴笠，情况就会不同。他不但能够指挥人员，还能凭借正式职位安排人事、控制编制，逐渐把个人关系变成稳定的组织关系。
时间一长，军统人员可能只知道服从戴笠，不再关心命令究竟来自哪里。一个掌握大量秘密、通信和行动力量的人，一旦又取得完整名分，便可能成为难以制约的权力中心。
普通官员即使权力很大，离开职位后，影响往往会逐渐减弱。情报系统却不同，它靠秘密档案、私人联络和上下级之间的长期依附运转。
负责人经营时间越久，组织越容易带上个人色彩。蒋介石当然需要戴笠的办事能力，却不愿看到军统变成戴笠个人的地盘。
因此，他把实际工作交给戴笠，又把最高名分留在侍从系统手里，等于在军统头上安装了一道随时能够落下的闸门。名义局长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也不是简单挂名。
侍从室直接靠近蒋介石，让它在制度上压着军统，可以保证这个秘密机关仍在最高层控制范围之内，不容易自行形成独立山头。正式文件、机关编制和对外协调可以由局长出面，真正需要秘密处理的事务，则交给戴笠负责。
这种分工既能利用戴笠，又不必把全部权力和责任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其中还有一层责任切割。
军统经常承担不能摆到台面上的任务，一旦行动引起争议，局长、副局长和侍从系统之间的层级，能够给最高层留下回旋余地。戴笠掌握执行权，也更容易承担执行带来的后果。
更关键的是，戴笠擅长的是秘密组织和情报行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带兵将领。他的力量来自特殊渠道，升迁速度也不同于一般军官。
这样的权力虽然好用，却很难按照正常军职一路公开提升。戴笠的资历同样是个问题，他于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起步时间比不少黄埔早期学生和军中老资格人物更晚。
那些人经历北伐和多年军旅，职位、军衔与人脉都摆在那里，戴笠很难仅凭情报成绩一下压过他们。国民党军政系统很看重期别、资历和派系关系，若让一个没有长期统兵经历、出身黄埔六期的人公开站到众多资深将领之上，不仅会引起不满，还可能招来不同派系的共同抵制。
让戴笠保持副职，反倒能够减少正面冲突。那些老资格人物在名分上没有被他压过，蒋介石却照样可以通过私人命令，让戴笠获得办事所需的实际权力。
这就形成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状态：戴笠没有最高头衔，却能管到许多正式官员；他在公开体系里的位置并不突出，实际影响却深入多个部门。从戴笠的角度看，副局长未必等于没有地位。
他更看重的是能否直接请示蒋介石，能否调人、批钱和部署行动。只要这些渠道仍在，名片上少一个“正”字，并不影响他在军统内部发号施令。
可是这种风光也有明显弱点。他的权势高度依赖蒋介石个人授权，缺少能够独立支撑自己的正式名分。
戴笠越能干，蒋介石越需要他；军统越膨胀，蒋介石也就越不会把最后的头衔交出去。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专机在南京西郊岱山失事，他在事故中身亡，死后被追任陆军中将。
一个掌控庞大情报网络的人，生前正式身份始终是军统副局长，这种反差恰好说明，名与权是被有意分开的。戴笠死后，军统也没有按照原来的样子长期保留下去。
1946年10月，其秘密核心被改组为防务部门保密局，军事情报业务划给防务部门第二厅，警察、武装和交通检查等部分也被陆续拆开转交。所以，戴笠没有得到正式局长之名，不只是资历较浅，也不只是党内大佬反对。
更深的原因，是蒋介石要让军统始终依附于自己：既利用戴笠的执行能力，又防止他把个人影响变成能够长期延续的制度力量。在这套关系中，戴笠可以拥有令人畏惧的实权，却不能获得完整而独立的政治名分。
给权，是为了让他把事情办成；压住名，是为了保证他和军统都不会越过那条看不见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