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期间，有个手段高明的骗子被抓，同乡的御史听闻后，为他说情开脱，还介绍他去友人那当幕僚，结果此人两年狂捞10万两，捐了个五品官。
 
此人叫钱豁五，常州人，从小诵经书、通音律、笔头功夫也不差，偏偏科运不佳，连秀才都没考上。加上他吃喝嫖赌样样来，结果在老家欠了一屁股债，实在混不下去了，于是远走他乡，以骗为生。
 
钱豁五第一站跑到广西，投奔一个在衙门当幕僚的族兄。他脑子活泛，没过多久就把官场上通关节、吃黑钱的门道摸清了。然后脱离族兄自立门户，租大宅、蓄奴仆、私制顶戴，冒充官员四处行骗，居然混得风生水起。
 
后来，他被人告发，又流窜到北京、山东、两湖、江西继续作案，通过行骗，又攒下不菲的家当。在南昌，他打听到新上任的江西学政是江苏老乡，于是下血本租房子、招戏班子，设下计谋跟学政套近乎。
 
学政念及乡情，见他出手又大方，从此与他来往密切。
 
有了这块招牌，钱豁五行骗起来更加肆无忌惮，前后骗了数万两银子，但到手全被他挥霍一空。所以，学政离任后，他又成了穷光蛋。
 
而接下来，才是钱豁五的行骗生涯的巅峰之作。
 
有一回他身无分文，又想着从广西去浙江，路途三千多里，路费是一笔大开支。他灵机一动，不知从哪弄来一个广西巡抚衙门的信封，里面塞上废纸，外面粘上鸡毛，也就是清代官场最高级别的紧急公文“鸡毛信”。
 
然后，他弄了一套竹筒黄面包袱，往身上一背，直接把自己包装成了桂署的八百里加急信使。他就这么大摇大摆走上官道，沿途经过湖北、江西、浙江，每到一个驿站便亮出“身份”，驿站官员一看是巡抚衙门的紧急公文，不敢怠慢，吃喝住宿全由驿站供应。
 
这一路三千多里，他硬是靠着假冒信使的身份，畅通无阻，白吃白喝。直到杭州才被一个眼尖的驿官识破，扭送到钱塘县衙。
 
换成一般人，到了公堂上早就腿软了。但钱豁五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惯犯，不但没有丝毫慌张，反而反客为主，当场给钱塘县令上了一课。
 
他的原话大意是：我假冒官差，固然犯法。但大人您想想，您要是把我这案子一办，岂不是连广西、湖北、江西、浙江四省的大员都要被定个糊涂失察的罪名？那些被我骗了的官员，脸面往哪儿搁？
 
这番话精准地击中了清代官场最致命的软肋：面子大于法律，官官相护是潜规则。县令一听，冷汗都下来了，这案子确实烫手，办也不是不办也不是，只好先把他关进牢里再说。
 
恰好当时有一位常州籍的御史在杭州，听说老乡中竟有这么一位“奇才”，觉得关在牢里实在可惜，便出面为他说情开脱。非但如此，这位御史还把他推荐给盐运使柴某人当幕僚，专管出纳。
 
这就不得不让人感慨清代官场评价体系的荒诞：一个骗子因为骗术太高明，反而被当作“人才”提拔重用。至于这个人的道德水准如何，没有人真正在意。
 
盐运衙门本就是大清最肥的差事，钱豁五如鱼得水，两年下来足足捞了十几万两银子。有了这笔钱，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以“钱炳”之名，给自己捐了个五品官！
 
昔日的流窜骗棍，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身份的“洗白”就此大功告成。但造化弄人。就在钱豁五还没来得及“大展身手”，那个靠他相帮贪污索贿的柴运使被人检举了。钱豁五作为同案被一并查处，革去官身，发配边疆充军。
 
捐纳制度，是清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开的合法卖官渠道，钱豁五不是制度的破坏者，他恰恰是那个制度最诚实的产物。但当权力可以合法买卖，骗子和官员之间的界限荡然无存。

主要信源：《骗子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