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四军期间主席如何面对七位书记被撤换、八人受处分的艰难与辉煌经历？
1929年8月中旬，陈毅抵达上海中央机关时，夜里依旧闷热，屋檐下的雨点噼啪作响。两个月后，他带回一封署着“9月28日”字样的长信，那几页纸决定了红四军此后走向，也改变了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之间紧绷的关系。
回溯数月，龙岩山区刚进入雨季，红四军的营地却炙手可热。部队规模猛增，旧军官、矿工、失业工人、佃农搅在一起，纪律松散、观念各异。怎样“先立党，后建军”，成为所有人绕不过去的坎。6月22日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希望给出答案，却在分歧声中草草落幕。会上，陈毅主持，意见如潮而涌，“枪杆子里出政权”还是“纯军事第一”对垒激烈。毛泽东坚持党指挥枪、重建军队政治工作，却因仅少一票落选前委书记。这一夜，灯火通明，他没有多言，只留下一句“后头自会分晓”，转身踏上去闽西的山路。

毛泽东在上杭病倒，与当地干部研究土地与政权问题。红四军主力则向汀州、平远一线拉网合围，因指挥分散，多次鏖战却收获有限。前线传来“缺弹、缺粮、缺方向”的告急，让前委心惊。9月下旬的第八次大会被迫召开，参会者寥落。前委三次致电召毛泽东与会，他回信道：“是非未明，何以速返？”身染疟疾的他还是被担架抬往会场，等抵达时，灯火已熄，会议无果而散，反而给他记了党内警告。
也就在这时，陈毅受命北上汇报。短短两个月，他旁听了数场政治局会议，细读中央关于农村武装割据的文件，每一次发言都像一堂再教育课。周恩来、李立三与他对坐长谈，最终执笔发出那封被后世称为“九月来信”的文件。信中开宗明义：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符合实际，前委书记仍当由毛泽东担任。陈毅捧着复写本回到闽西，轻声说：“信到了，该请他回来。”

11月下旬，信件辗转送达上杭。毛泽东捧读良久，只简短回电：“病已愈，可即赴军。”不久，他与朱德、陈毅在蛟洋古庙会面。几人摊开地图，一边回顾数月里的失利，一边商定必须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总结经验、厘清路线。部队随即展开以新泉为中心的整训，连队设立士兵委员会，政治夜校点燃油灯，士兵们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营房里渐渐有了新气象。
12月28日，古田山风呼啸，但会议厅内秩序井然。陈毅首先宣读中央来信，句句有力；朱德结合战例说明统一领导的必要；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则直指“把枪杆子交给谁”的根本问题。经过反复酝酿，大会通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明确：党对军队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官兵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军事必须服从政治。代表们举手表决，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朱德继续任军长，陈毅出任政治委员，红四军领导核心从此稳固。

古田会议的意义，并不只在一次选举的胜负，而在于它让“党指挥枪”写进了制度，一刀切断旧军队旧传统的脐带。从那天起，红四军的行列里多了列队时高唱的队歌，多了战前短促的政治动员，也多了夜半灯下互称“同志”的温度。实践证明，只有把理想信念送进每个战士心里，枪口才能始终对准正确的方向。
一年将尽，闽西夜色渐凉。屯兵古田的红四军重整行装，再度踏上转战征程。此后漫长岁月里，那部《决议》的核心原则被一支支红军、一支支解放军不断验证、不断发扬；而1929年的那几场争论，则像顽石激起的涟漪，最终汇入创建人民军队的深流，成为再也无法抹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