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耿飚向陈毅提出个人请求后惹怒陈毅，周总理却出面劝说，希望耿飚能继续留下来吗？
1950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北京南苑机场传来发动机轰鸣，三十余名身着呢子军装的“特殊代表”鱼贯登机，其中就有刚满四十四岁的耿飚。此刻的他仍保留着红军时期的行囊，却即将奔赴北欧，开启完全陌生的使命。走之前，周恩来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还在耳边回响：“前线在国外，别把外交看小了。”
新中国刚刚成立，外部封锁、内部百废待兴。外事干部奇缺，主持外事的周恩来把目光投向曾经在战火里成长的一批“老红军”。用他的话说：“有过千军万马锻炼，才顶得住风浪。”革命年代锻造出的组织性、纪律性，被视作最可靠的资本。耿飚正是这样的人：十八岁起兵，二万五千里长征、百团大战，一身伤痕，一肩勋章。可当“将军改行做大使”的任命摆在面前，他有些犯难，“我没学过外交，也不会讲洋文。”周恩来反倒笑了：“不会就学，没时间慢慢培养，只能边干边练。”
从机场起飞到瑞典落脚，需要十几天。列车穿越西伯利亚时，张闻天在莫斯科专程等候，给耿飚上了一堂“速成课”。二人推心置腹，张闻天提醒：“到欧洲先学会听，比开口更重要。”简短对话几句，却让耿飚记了一路。抵达瑞典时正赶上夏季休会，大批政府部门放假，使馆人员在赫尔辛基滞留。耿飚果断派先遣小组赶往斯德哥尔摩，先租房、先架电话线。多年后回忆，他说那次决定“像打游击，摸清地形再安营”。

新使馆只有八个人，轮流当厨师、司机、翻译。驻在国媒体对中国缺乏了解，他就亲自跑图书馆查资料，晚上整理剪报；北欧工会势力大，他便主动拜访劳工组织。一成不变的礼节公式在这里不管用，耿飚最常挂在嘴边的短句是：“多聊几句，总能找到缝隙。”事实证明，这样的笨办法见效。1952年底，瑞典议会里第一次出现支持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的提案，北京发来嘉奖电报。
紧接着，他又兼任驻丹麦、芬兰公使，行李永远在箱子里。飞哥本哈根途中，他塞进笔记本一张手写条：“别走马观花，要下去看工厂、码头。”调查研究从没离手，这股劲后来在外交部被称作“耿飚习惯”。然而，军营情结一直牵引着他。1956年，新的任命书送到巴基斯坦，他暗自高兴：那里靠近西部边防，或许能离部队近一些。
那一年南亚形势正热闹。巴基斯坦既参加《巴格达条约》，又谋求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往来，摇摆不定。耿飚抵达卡拉奇第一件事是拜访国防部长，当面阐明北京“互不侵犯、平等互利”立场。对方迟疑，他干脆加一句：“打过仗的人最懂和平。”对话虽短，却为日后合作埋下伏笔。1958年总统选举，贺龙率代表团赴巴，他负责全程安排。从礼宾车队到新闻稿件，事无巨细，都让东道国感叹“中方大使像参谋长”。

就在风生水起之际，一条加急电报由卡拉奇发往北京：耿飚请求调回部队。电文很简练，理由也简单——西南边境吃紧，需要熟练指挥员，他自认派得上用场。外长陈毅见电后火气直冒，“外交也是战场，怎么能临阵退守？”办公室门被重重关上，廊道里都听见茶杯碰桌的闷响。同一时间，周恩来给耿飚回了三百多字，“国家需要你在这里架桥铺路，望安心工作。”末尾还加一句手写：“耿同志，勿忘建国初愿。”
接到回电，耿飚沉默良久。他把申请稿揉成团，扔进铁皮垃圾桶。此后一年，他继续留任，直到1959年秋才回国述职。翌年一月，外交部增设南亚东南亚司，他被任命为副部长，年龄四十四岁。面对新岗位，他说得最多的不是“升职”，而是“任务更多”。那时候，中缅边界谈判刚开局，地图上大片区域空白，他带队翻查旧档案，常熬夜到灯油味刺鼻。1960年10月，中缅边界条约在北京签署，文章附件里能看到他的红色批注，字迹极瘦却清晰。
同年八月，他陪同陈毅赴喀布尔谈判阿富汗边界。阿富汗代表团提出的历次分水岭、游牧通道问题繁杂，会议一度陷入僵局。休会时，陈毅半开玩笑：“老耿，你当过团长，怎么不来个迂回？”耿飚会意，改用分段勘界、先易后难的方案，两天后双方草签文件。回国向国务院做报告，他只用一句话概括经验：“先摸清情况，再分清主次。”

军人出身的耿飚把“请示—调研—执行—总结”当成循环系统，从未间断。遇到重大问题必电告国内，得到指示再行动；若情况紧急，先按原则处置，然后补报，这套流程后来被称为“使馆工作四步法”。实际上，它脱胎于红军年代的作战预案，只是把枪炮换成公文、把行军图换成地图册而已。
放眼1950年代，像耿飚这样穿军装做外交的不在少数。为何选择他们？除了政治可靠，更因为他们懂得共同目标高于个人去留。对早期共和国来说，这比流利外语更珍贵。就如周恩来评价：“枪膛里出来的觉悟，最易守纪律。”事实证明，经过一段时间磨合，这批“将军大使”不仅撑住了局面，还在瑞典、缅甸、巴基斯坦等国打开了新局面。统计显示，1950—1959年间，中国与十余个亚洲、欧洲国家先后建立正式或半正式外交关系，其中超过六成为军队干部担纲首任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