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到1975年，国家分七批特赦功德林关押的国民党战犯。33名首批特赦人员里，有杜聿明、王耀武等黄埔名将。他们从阶下囚变成新中国公民，有人安度晚年，有人投身统一事业，也有人在时代浪潮中留下遗憾。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礼堂，打开名单，念出的第一个名字是"爱新觉罗·溥仪"。

这位三岁登基、六岁退位的末代皇帝，在关押九年之后缓缓站起身，走到台前，颤抖着双手接过特赦通知书，当场痛哭失声。

没人知道溥仪哭的是什么，是劫后余生的庆幸，还是九年等待后的释然

改造初期，溥仪始终以为自己难逃一死，直到有人把毛泽东"一个都不能杀"的话转告溥仪，溥仪才真正开始配合改造，着手口述自己三岁登基以来的全部经历

获释后，溥仪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多年心血终于整理成自传《我的前半生》，1964年出版后轰动海内外。

与溥仪的跌宕相比，杜聿明在改造期间经历了另一种意外。1957年，杜聿明的女婿杨振宁与李政道凭"宇称不守恒"理论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周恩来特意安排物理学家张文裕赶赴功德林，请杜聿明以岳父身份写一封贺信，由张文裕带往斯德哥尔摩颁奖典礼现场，亲手转交杨振宁。

杜聿明提笔认真写下寥寥数行祝贺之词，称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那封信穿越高墙，飞越大洋，抵达了颁奖台旁杨振宁的手中。

翁婿二人的渊源，早在1944年昆明西南联大附中便已埋下。彼时杨振宁在附中担任数学教師，杜致礼是台下的学生，谁也没预料这段师生缘日后竟成了翁婿情。

1971年7月，阔别二十六年后，杨振宁终于踏上回国的路。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特意安排杜聿明与妻子曹秀清出席。翁婿二人平生第一次相见，就在这个夜晚。

杨振宁走到杜聿明面前，紧张地开口称对方"杜先生"，现场气氛微妙了一瞬。周恩来笑着开口纠正，说应该叫岳丈大人。杨振宁赶紧改口，满座人都笑了起来。

托尔斯泰曾说，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这话用在这些走出功德林的将领身上，或许也有几分道理。

他们被记住，不是因为昔日的勋衔，而是因为余生里各自做出的选择。

相比杜聿明的晚年尚算平顺，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的出狱之路要曲折得多。黄维被俘于1948年淮海战役双堆集，进入功德林后拒绝写任何悔过书，称自己无罪可悔，还留起长须以示态度。

在研究永动机这件事上，黄维同样执拗。管理方拒绝提供研究条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笔回信，告知永动机早已被科学证伪，黄维仍旧不为所动。

1959年讨论首批特赦名单时，黄维的名字本来就在其中，是周恩来亲自圈定的。

但管理人员以黄维认罪态度极差、恐影响其他人改造为由坚决反对，黄维的名字就这样从名单上消失了。这一等，又是整整十六年。

这十六年里，黄维的妻子蔡若曙辗转台湾、香港、上海、北京，始终等着丈夫出来。1959年首批特赦名单公布，蔡若曙在获释者当中找不到黄维的名字，当场精神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