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张二廷当众巧妙说服周总理，令周总理十分感动，现场表示今后两人将成为朋友！
1961年5月初的华北平原还带着乍暖还寒的气息。农忙正紧，一列普通列车悄悄停在邯郸小站，车厢里下来的老人步伐不快，却分外坚定，他就是年满六十三岁的周恩来。此行没有欢迎横幅，更无锣鼓开道，他要去三十公里外的武安县伯延村，四天，看一看“三年困难”后农民究竟吃得如何、心里又装着什么。
一路尘土飞扬，汽车在碎石路上颠簸。当天傍晚，公社办公室灯火通明。县、社干部被临时召集——七场座谈会就此排开。厂矿、农业、妇女、老弱病残各类代表轮番发言，没有事先写好的稿子，甚至没人知道该说什么。“想啥说啥，时间我来担。”老人抬手，声音不高，却让会场突然安静。

当时供给制已推行两年，食堂大锅饭与包工包产的矛盾积攒已久。周恩来抛出一句：“留出百分之十五公积金好，还是先照顾五保户好？”这并非官样提问，而是直接戳到社员最敏感的肚皮——分配。讨论持续到夜里一点，他让县委记下每条意见，还叮嘱：“用掉的生产时间算工分，市委先垫，国务院再付。”
第二天清晨没有通知任何人，老人钻进社员食堂。炊事员慌忙想加菜，他摆手：“鸡蛋留给病号，我吃你们现成的。”玉米糊糊盛在瓷碗里，碗沿粘着干渣，他看了看，“别擦，让我尝尝原味。”几口下肚，他掏出两张粮票压在灶台。同行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那一刻，食堂里没人再敢隐藏实情。
午后，徐翠叶家的灶膛里只剩一把秫秸。灶台旁的孩子面黄肌瘦，老人蹲下，摸了摸孩子额头，嘱咐随行医生留下退烧药。对面郭仙娥正翻玉米面，他问：“一年几次吃上细粮？”“过年、红白事。”简短回答让旁边的区干部低下头。

真正的波澜出现在第三场社员代表大会。周恩来点了一个名字：“张二廷，上来说说吧。”张二廷，三十多岁，壮实，平素直来直去。犹豫片刻，他站到人群前：“干部报喜不报忧，亩产说三千，其实二百。机器下田光轧棉柴，不管深浅。”话音刚落，场内鸦雀无声。有人用胳膊碰他，示意住嘴。他没理，继续数落浮夸风。老人始终盯着他，没有插一句。
散会后，周恩来只说了一句：“今天你是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以后咱们就是朋友。”这一句，张二廷憋在心口的石头瞬间落地，却也隐隐担忧：会不会被穿小鞋？当晚，他家土炕上多了位客人——周恩来借住一宿。夜深，烛光映着土墙，老人半开玩笑：“要不把你小女儿带北京养大再送回来？”屋里笑声压住了夜风。

担心并非多余。第二天一早，公社书记向周恩来汇报生产计划时提到“个别社员情绪偏激”。老人顿住：“张二廷的去向，我派人盯着，任何人不得难为他。”一句话，干部们的神情瞬间收敛。
与此同时，一把破锄头也被摆上日程。老农王春和反映锄头缺齿修不了。周恩来直接问修理厂长：“缺配件还是没人干？”厂长支支吾吾。午后，县里调来钢条，当天锄头修好。另一边，他在棉田里蹲下身，用手指拨开土层，发现深度不够，拖拉机手被叫到地头。“干不好可以不干，指标不能糊弄地里的棉苗。”现场一句批评，比文件管用得多。

5月6日下午，车辆准备离村。锣鼓没有响，反倒是一位须发花白的马三运突然跪在路边，口称“周大人，您辛苦咧！”旁人想扶，老人摆手：“让他说完。”事后他要县委查明老人诉求，只找到一句解释——“老礼儿不能丢”。周恩来笑着点头，既不表扬也不呵斥，这份克制让旁观者记了一辈子。
短短四天，七场座谈、数次家访，十几条具体指令。当年秋后，伯延村食堂取消强制就餐，包工包产试点重新评估，拖拉机站下发了作业质量考核表。张二廷没有被扣工分，反而成为生产队统计员，王春和那把锄头至今仍挂在村展室。老农们议论到这里，总会补一句：“那年五月，咱们心里的疙瘩就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