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八十年代，一间13平米的亭子间，塞着一家三口。
女孩叫李莉，双耳失聪，她从不靠近自己的父亲。父亲想跟她比划点什么，她扭过头。父亲想碰碰她的肩膀，她猛地躲开。
那间屋子里的沉默，比墙壁还厚。
一切都源于她10个月大的那场高烧。父亲当时刚从隔离审查的地方放出来，家里乱作一团，青链霉素用得又急又猛，孩子烧退了，世界也从此安静了。
父亲放弃了用嘴说话。
一天下班，他没吭声，只是默默拿出一沓画纸，一支铅笔，放在李莉面前的桌上。他指了指桌上的水杯，又指了指画纸，用手指在半空画了一个轮廓。
李莉没动。
第二天，桌上还是那沓纸，那支笔。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终于有一天，李莉拿起了那支笔。
从素描到水粉，从透视到光影，一整个青春期，父女俩的对话，全在那一张张画纸上。没有声音，只有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初中毕业，李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
刚参加工作，父亲又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台旧电脑，摆在那个狭小的家里。下班后，他指着屏幕，一个一个字母地敲，一个一个指令地比划。
李莉后来，拿到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毕业证书。
证书拿回家的那天，她第一次主动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了正在看报纸的父亲。父亲的身体僵了一下，手里的报纸轻微地抖了抖。
如今，父亲老了，耳朵也背了。反倒是李莉，每天搀着他下楼，在他耳边大声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话，就像在教一个孩子。
有些墙，不是用声音推倒的，而是用一次次的行动，一寸寸凿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