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这名河南初二的女生因为英语试卷背面写了一句“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被老师批评后选择跳水自杀，这件事曾轰动一时，这个女生名叫张玉勤。 那年盛夏，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教室闷热难耐。一张英语试卷背面的几句顺口溜，如火星般，在本就燥热的氛围中，瞬间点燃了更为炽热的舆论风口。15岁的张玉勤，于试卷上仅获6分，还写下“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能当接班人”之语。几日后，她在虎山水库终结了年轻的生命。 一句话真能把人逼到绝境吗？还是一连串“敲打”和“立威”，把一个内向的农村女孩推到了边缘？朋友陈舒洁回忆张玉勤，说她平日沉默寡言。她曾感慨“活着太没意思”，也曾因母亲买不起一件的确良上衣而闹脾气。然而，这些流露脆弱的片刻，都被悄然忽略。 批评自教室肇始。英语老师栗玉恕收卷之际，瞥见那首打油诗，登时面色沉郁。而后，卷子辗转落入班主任杨天成手中。杨把她叫到台上，抖卷子、点名、冷嘲热讽，有人记得他说“伟大诗人”，也有人记得更难听的“木死”和“把眼泪装缸”之类，真话假话，如今回头看，伤人都成立。 校长也出手了。名字在资料里有不同写法，有的说叫罗长奇，有的写作罗天奇，他主张“得敲打敲打”，不整一整“这娃一生不就废了”。7月12日，学校开了全校大会，帽子扣得更响，定性为思想路线有问题，甚至说成对抗当时的外交路线，一个初二女生，瞬间被放在了风口上。 被公开点名是什么感觉？她以一张请假条为遁词，称身体抱恙欲归家中。实则，这不过是一场逃离，于生活的纷扰、责任的枷锁中，匆匆寻一处暂时的避风港。学校组织全校找人，结果呢，到了7月14日清晨，水库里飘出一个影子，打捞上来，人已凉了。 接下来，风向开始翻。县公安局股长田道义的态度强硬，说这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还反问“难道不允许批评吗”，校长也有过“轻于鸿毛”的说法，甚至扯到她家“有跳井习惯”。这是一种推挡，把所有责任抛回给一个走了的孩子和她的家。 坊间亦流传着别样的声音。它似微风轻拂，在市井巷陌间萦绕，虽不张扬，却悄然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索。说老师们三次登门道歉，送去100元抚恤金，还得到家属的原谅；说中秋节时杨天成去看望，哭着要认干亲，把名字里“纪念”的纪放进她的名字里，叫张纪勤，想用个人方式赎罪。哪一种是真相？两种叙述像两面镜子，折射的是人们想相信的不同版本。 在更大的场域里，这个事件被卷入了浪潮。1973年下半年，运动越滚越大，马振扶的悲剧被贴上政治标签，有了专案组。1974年春日，罗校长、杨班主任与栗老师皆遭逮捕，身陷囹圄，于看守所中度过了漫长的两年时光。有人说杨在里面喂了两年猪，出来后回到讲台，手里再也不敢把尺子举高。 南阳一片的老师都吓破了胆。今天你敢严管，明天就可能被扣个“修”的帽子进局子。问一句，该不该管，怎么管，谁来定？往昔数载，教育的边界仿若被无形之手反复拨弄、拉扯。它在时代的浪潮与观念的洪流中，不断模糊又重塑，于混沌中探寻着新的界定与方向。 张家的命运亦未能置身事外，被时代的洪流无情裹挟，于波谲云诡的世事中跌宕起伏，不知前路几何，只在命运的漩涡里挣扎浮沉。学校一度塞来100元，说是人道安抚，家里不认，闹到学校又被压下。后来，风又吹到另一头，家里分了三间大瓦房，亲戚被安排了工作，还有人张罗给她立碑，叫“反潮流小将”。是命换来的补偿，还是时代的荒诞？ 节点到了1977年。河南省委作出批示，认定此案为冤案。随即撤销相关处分，曾经受冤的老师们得以恢复职务与相应待遇，沉冤得雪，重归正常工作之途。1979年春，一纸红头文件昭告天下，为当年因一张试卷、几句口号蒙冤的教师们全国范围内平反。沉冤得雪，迟来正义终至，恰似春风，吹散往昔阴霾。几乎同时，全国掀起学英语热，外语成了香饽饽，谁没背过ABCD？几年前的那句“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像被风刮走，又像根刺扎在许多人的心里。 回望当年，真正关键的不是那首拙劣的打油诗，而是批评如何一步步走形。从课堂的提醒，变成同学面前的羞辱，再扩展到全校大会的高帽子，教育成了示众，善意的名义套上了权力的外衣。一个15岁孩子能承受多少这种“挽救”？又有谁在她离开前，停下来问一声，怎么了？ 还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那个时代对外语的抵触，并非她一个人的情绪，社会上有相当的共鸣。转眼之间，风向倒转，英语成了“通向世界的钥匙”。当情绪被政策点燃，再被政策熄灭，个体在中间被反复碾压，谁来兜底？ 说到底，这是个边界题。批评要不要，有没有必要，当然要，但要不要当众羞辱，要不要上纲上线，要不要用口号和标签替代倾听，这些边界一旦被踩烂，最先倒下的，往往是最脆弱的人。那年虎山水库边，一个孩子的脚步比所有口号都实在。 信源： “马振扶事件”始末——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