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大特务周伟龙出任国民党交通警察总局总队长，眼见国民党大厦将倾，他开始酝酿弃暗投明工作。这交通警察总队是原来中美合作所进行特务训练后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 周伟龙手里这支队伍的来历，得从他二十年的仕途说起。1929年，周伟龙还是唐生智防区的一个宪兵营长，戴笠奉命潜入防区搜集情报、策反人员，事情败露，被押进周伟龙的审讯室。 戴笠当时说了一句话："杀我得一笔钱，放我你得的是后半辈子的路。" 周伟龙权衡之后，推开后窗放了人。这一放，彻底改变了周伟龙自己的命运走向。 戴笠事后引周伟龙南下投奔蒋介石，1930年，戴笠在南京鸡鹅巷53号组建了国民党第一个专职特务核心组织，史称"十人团"，成员共十人，周伟龙名列其中，与唐纵、徐亮、梁干乔等人并列。 这个组织起初主要承担收集军事情报、监控反蒋势力的职责。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淞沪前线战况复杂，周伟龙随戴笠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专门收集敌我双方兵力部署、武器给养、战场态势等情报，直接供蒋介石决策参考。 周伟龙在军统体系内的地位，在1942年4月1日达到顶点。那天是军统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蒋介石亲临重庆会场与数千名特工见面，并对"十人团"成员逐一握手赠金。 戴笠将周伟龙等人一一请上主席台，周伟龙当时的头衔是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与唐纵、徐亮、郑锡麟等人并排站在台上，接受全体军统特工的注目。那是周伟龙这辈子站得最高的一天。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靠山一倒，军统随即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内部随之爆发权力争夺。 毛人凤先后排挤郑介民与唐纵，手段并不温和，拿着郑介民的贪污证据直接报告蒋介石，将唐纵调离核心岗位。1948年2月，毛人凤正式接任保密局局长。 周伟龙这类"戴笠的老人"，在毛人凤眼里是需要提防的变量，不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因此只给了个无足轻重的闲差。 周伟龙闲不住，也不甘心就此沉寂。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前夕，突然想起这个掌控兵力的"老戴的人"，将交通警察总局总队长一职交给周伟龙，手下是几万全副美式装备的精兵。 周伟龙捧着委任状，脑子里转的不是如何报效蒋介石，而是另一盘棋。 周伟龙将目光投向湖南。 1949年4月下旬，他昔日背叛的老上司唐生智已回到长沙，出任"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主任委员，与时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积极联络，共同谋划湖南和平起义事宜。程潜主导军政资源，唐生智则以民间领袖身份出面为起义提供道义背书。 4月29日，唐生智从东安抵达长沙，程潜专程到车站相迎。5月2日，省参议会召开欢迎大会，唐生智当众发言，措辞简短但态度明确。 周伟龙看着湖南的动向，认定这是自己的机会。总局的家属、文职人员被悄悄安排坐装甲列车南下湖南衡阳，上海仓库里的美国机床、成箱枪械零件换了标签转移运出，一大批军费被兑换成金条锁进特制皮箱。 蒋介石要他派精锐去奉化护卫，周伟龙送去的是两支刚从前线撤下的残部；上头让他在京沪线布防，周伟龙搭了个空壳司令部应付了事。真正的好枪好炮，全在往湖南方向挪。 周伟龙已订好从上海飞往广州的机票，打算亲赴湖南主持大局。临行前，他做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登门拜访毛人凤在上海的住所，说是"打个招呼"。 那晚毛公馆灯火通明，周伟龙拎着礼物进门，话没说几句，侧门开了，保密局特务头目毛森带人走出来，神情毫无意外。 1949年8月5日，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鳞等104人联名通电，响应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当晚，解放军入城，长沙宣告和平解放。而周伟龙，此时已不在湖南，也不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