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后，宋庆龄曾向毛主席求情，希望对一人网开一面，宽大处理，毛主席考虑过后认为，只要对方认错，即可酌情宽待。结果，此人却说：我情愿监狱度余生！ 1884年生于马来西亚华侨家庭的陈璧君，早年也算“进步青年”。 15岁随母回国，在马来亚华侨学校接触革命思想，20岁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麾下少有的女会员。 她与汪精卫的婚姻，更被包装成“革命伴侣”的佳话。 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入狱，她变卖家产上下打点，在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情诗，一时传为佳话。 可这段“革命爱情”最终成了她堕落的起点。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逐渐走向权力中心，陈璧君也从“贤内助”变成“幕后操盘手”。 她性格强势，连汪精卫都惧她三分，时人评价“汪先生开会，陈先生定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发表“艳电”投敌，陈璧君第一个跳出来支持：“抗日必败，曲线救国才是上策！” 此后8年，她陪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监察委员”，主管党务和特务机关。 她亲自签署文件迫害抗日志士，批准设立“反省院”折磨爱国青年，甚至在日本天皇生日宴上献唱《樱花谣》。 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土崩瓦解，陈璧君的“好日子”到头了！ 她先是躲进广州伪省长褚民谊的公馆，试图伪造证件逃往香港，却被军统特务抓获。 1946年，苏州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她无期徒刑，关押在苏州狮子口监狱。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妄图劫狱，而解放军提前将她转移至上海提篮桥监狱。 此时的陈璧君，早已没了当年的嚣张。 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狱中条件简陋，常常咳得整夜睡不着。 1949年10月，上海刚解放，一封特殊的信件送到了中南海。 写信人是宋庆龄。 她与陈璧君早年相识于同盟会，虽然后来政见不同，但念及“昔日在东京共事之情”，加上何香凝联名请求，希望毛主席能对陈璧君“网开一面”。 毛主席收到信后，批示：“陈璧君罪大恶极，但可考虑其年老多病，只要真心悔过、承认错误，即可从宽处理。” 这个批示传到上海监狱时，管教干部特意找陈璧君谈话：“只要你写一份认错书，承认汉奸罪行，就能申请减刑。” 可她偏不肯写。 陈璧君的固执，让她付出了沉重代价。 1955年，她在狱中突发心脏病，差点死去。 管教干部再次劝她，可她依然拒绝。 1959年，她病情加重，经周恩来总理特批保外就医，安置在广州养老院。 此时的她，早已没了当年的锐气，常常对着窗外喃喃自语：“汪先生，我对不起你！” 1960年，76岁的陈璧君在广州病逝。 临终前，她终于写下一份《自白书》，承认“跟随汪精卫走上汉奸道路，是此生最大错误”，但为时已晚。 陈璧君的故事，从来不是“个人固执”那么简单。 她代表的是旧时代一批“有身份、有地位”的汉奸，他们并非被迫，而是主动选择背叛民族，却又放不下“体面”，宁肯坐牢也不肯承认“错误”。 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心态，本质上是“小农意识的顽固”与“汉奸逻辑的自洽”。 毛主席的批示，体现了新政权的“人道主义”，而陈璧君的拒绝，则暴露了旧势力的“顽抗心理”。 人可以犯错，但不能错得理直气壮，可以固执，但不能固执到忘了自己是谁。 在民族大义面前，“面子”一文不值，“认错”才是唯一的出路。 主要信源：（人民网——汪精卫之妻被公审时 大呼卖国贼是蒋介石 中国新闻网——汪精卫妻子拒绝毛泽东特赦:蒋介石才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