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949年后被收编到各地博物馆和考古单位的老盗墓者透露，凡民间盗墓，其人员的构成有行内的规矩，一般是两人合伙，超过五人结成团伙者相对较少，一个人单独行动者则更少。 据1949年后被收编到各地博物馆和考古单位的老盗墓者透露，凡民间盗墓，其人员的构成有行内的规矩，一般是两人合伙，超过五人结成团伙者相对较少，一个人单独行动者则更少。 这些规矩听起来寻常，却指向行业里最危险的人性考验。 任全生是长沙本地人，早年参与当地地下活动。1942年他与其他几人合作挖掘子弹库一处楚墓，获取了铜兵器漆器木俑以及帛书等物品，当时帛书被视为残碎织物。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此类人员纳入管理，他进入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担任临时工作。 1953年湖南省文物工作队组建，他转为正式考古发掘工人。1972年马王堆一号墓发掘时，他利用土层观察经验帮助确定墓坑位置，通过泥土颜色和湿度判断，确认坑口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7.8米。 他根据经验提出实用办法协助女尸完整取出。1973年他建议并参与子弹库同一楚墓再次发掘，出土了人物御龙帛画。他身材高大手臂较长，多次负责处理难取物品。 民间这类活动的人员构成有固定习惯。多数情况是两人搭档，五人以上群体较少，单独行动的情况更少。单人操作存在实际不便，墓穴打开后前后进出难以同时照应。 两人搭档可以明确分工，适应大中小型墓葬需要。搭档关系多带有血缘联系或者长期熟识，但父子共同行动的情形较少。这类活动属于隐秘行当，既受限制也涉及道德层面。 父亲参与后不愿在儿子面前暴露身份，以保留家庭中的基本形象。儿子成年后逐渐察觉却只能保持沉默。基于这些因素，两人搭档最常见的是舅舅与外甥的组合。 这种组合可以降低接应方突然产生独占意图的风险。合作过程依靠事先约定的信号完成传递。如果接应方出现贪念，可能导致下面人员无法安全返回。 这类风险主要限于两人到五人的小规模行动。人数达到五人以上，行动痕迹容易暴露，意见分歧也更严重，分工协调变得困难。 普通参与者的想法倾向于让他人承担直接进入位置，自己留在相对安全的地方。一旦出现外部动静，留在安全位置的人可以迅速脱离。 即使物品顺利传出，事后分配环节也常因数量和价值问题引发争执。长沙地区长期从事这类活动的老手反复指出，搭档人选是整个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 合作主要依赖相互信任。一旦其中一方看见财物就生出其他念头，进入墓室的人员就难以安全返回。财物诱惑使好友关系也难以保证可靠。 舅舅与外甥之间同样可能出现问题，甚至父子为争夺物品发生冲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现象在这一行体现得特别明显。 行业规则的形成来自长期实践经验，目的是通过有限人数和亲近关系减少内部背叛可能。实际操作中仍需严格控制人数和关系类型。 考古发现多次印证这些情况的存在。盗墓过程需要提前勘察和准备，但内部信任始终是最大不确定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任全生等原从事地下活动的人员被各地博物馆和考古单位吸收。他们把积累的土层观察技能用于文物保护，在马王堆一号墓发掘中协助定位并提供取出方法。 1973年子弹库楚墓再次发掘时，他们的建议也发挥作用，出土了珍贵帛画。这些人员为国家文化事业提供了实际贡献。 后来多处考古现场证实了他们描述的风险。天星观一号楚墓发掘时，在盗洞深处约14米位置发现人头骨和散落肢骨，专家推断属于被同伙害死的盗墓者。 陕西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发掘中，在墓道第七天井靠近墓室头道门东侧发现盗洞。洞底靠墙有男性骨架，周围散落金银玉石饰品，后室白墙留有黑手印。 现场痕迹显示至少两人合作，先出来的人为独占财物对仍在墓室内的同伙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