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与邻居打牌。闲聊中，邻居突然凑到他耳边，轻声说：老兄，你是不是共产党？   1937年的上海，弄堂深处麻将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涂作潮叼着烟，和几个街坊有一搭没一搭地搓着牌，看上去跟任何一个混日子的小老板没什么两样。   谁也没注意到，邻座的杨老板眼神闪了闪，突然压低声音凑过来："老兄，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这话要是搁在别人身上，早就慌得牌都拿不稳了。   可涂作潮手里的牌稳稳当当，眼皮都没抬一下，反问道："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哪里像？"   杨老板掰着手指头，一条一条往外倒：你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钱从哪儿来的谁也不知道，说话做事斯斯文文，跟我们这帮粗人压根不是一路货色，末了还补了一刀——最近被抓的共产党，好多都是单身汉！   这番话听着像唠家常，实际上刀刀往要害上戳。   涂作潮心里门儿清，但脸上半点破绽都没露，他不紧不慢地接话："我老婆在老家呢，还没接过来。"说完话锋一转，盯着杨老板笑了笑："倒是你，这副做派，怎么看怎么像共产党啊。"   杨老板吓得脸都白了，连连摆手说不是不是，这事儿算是糊弄过去了，但涂作潮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根刺不拔掉，迟早要捅出大篓子，牌局一散，他立马把情况报给了组织。   党组织研判完形势，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方案：给涂作潮"娶"个老婆。   但这个老婆的人选，有三条铁打的硬杠杠：必须能生育，必须带着孩子，必须是文盲，乍一听挺苛刻，细琢磨才明白，每一条都是刀尖上舔血的算计。   文盲，意味着她不可能接触任何文件和情报，就算出了事也牵连不到核心机密，带着孩子，能瞬间把"形迹可疑的单身汉"变成"拖家带口的普通人"，谁还会怀疑一个天天给孩子擦鼻涕的男人是地下党？至于能生育，那是为长期潜伏做打算——日子要是过上十年八年，没有孩子反而更惹眼。   很快，一个叫张小梅的年轻寡妇进入了组织的视野。   她的丈夫在淞沪会战中阵亡了，尸骨都没能找回来，留下她和一个五岁的女儿相依为命，目不识丁，孤苦无依，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但眼神里有一股子倔强劲儿，怎么也磨不掉。   涂作潮找到她，没绕弯子，开门见山就把自己的身份和这桩婚姻的真实目的挑明了，张小梅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   弄堂外头小贩的叫卖声远远传来，她低着头，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她点了点头。   她没问太多，丈夫刚刚为国捐躯，眼前这个人又在做同样的事——她觉得，这也算是自己为国家出一份力。   就这样，张小梅带着女儿搬进了涂作潮的住所，左邻右舍看到这位"老板娘"和孩子进进出出，之前那些疑神疑鬼的念头，全都烟消云散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小梅渐渐发现，这个"无线电修理店老板"不太对劲，他说话太文雅了，举止太从容了，跟弄堂里那些粗声大嗓、动不动就骂骂咧咧的生意人完全不是一路人，有时候半夜三更，他会突然出门，天快亮了才回来，身上带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气息。   张小梅虽然不识字，但她不傻，她猜到了，却从来不问。   凌晨涂作潮要出门，她默默起身帮他掩护，白天他在店里忙活，她把家里打理得妥妥帖帖，一日三餐热乎乎地端上桌，两人心照不宣，用最普通的柴米油盐、鸡毛蒜皮，掩护着最危险的秘密。   假戏，就这么一天天唱成了真情，他们又添了两个孩子，日子看上去越过越像那么回事了，可1940年，风暴毫无征兆地砸了下来。   涂作潮的一名联络员落入了敌人手里，组织紧急研判，认为形势已经危急到了极点，命令他立即撤离上海，一刻都不能耽搁。   那个黄昏，夕阳把弄堂染成了血红色。   涂作潮把所有积蓄塞到张小梅手里，声音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带孩子回我老家，这一走……可能就见不着了。"   她接过钱，仔仔细细地收好，然后收拾起行装，三个孩子站在一旁，大的牵着小的，眼巴巴地看着大人，她领着孩子们，头也不回地踏上了逃亡的路。   涂作潮则转赴新四军军部，继续他的电台事业，在那个年代，一部电台就是一条命脉，他必须守住，这一别，就是整整三年。   三年里，张小梅在涂作潮的故乡艰难求生，积蓄很快就花光了，一个女人拉扯三个孩子，日子苦到骨头缝里去了，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常事，孩子们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她自己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   但她从没埋怨过一句，她知道那个男人在做什么，她知道这一切值得。   1943年，延安，张小梅带着孩子们，终于和涂作潮重逢了，涂作潮看着妻子憔悴的脸、粗糙的双手，还有孩子们怯生生的眼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只是紧紧握着她的手，在心里发誓：往后余生，一定好好待她。   他们在延安扎下了根，继续为这个国家燃烧着自己，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甚至连名字都不能让人知道。   但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火星"，在最黑暗的年代里默默燃烧，最终燎原成了新中国的黎明。  参考信息：《涂作潮：为天论曲直 不改绳墨心》.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