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钱穆提醒蒋介石，中华民国的首都不能再设在南京了，应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作选择，不然非失败不可。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5年秋天，重庆的鞭炮屑能没过脚踝。 满城都是硫磺味和醉醺醺的欢呼，八年了，人们终于能把憋着的那口气喊出来。 可就在这片喧天的热闹里，嘉陵江边一栋不起眼的教员宿舍楼里，历史教授钱穆给几个学生倒上粗茶，说了句让屋里瞬间安静的话： “看着吧，要是还回南京，那楼里的旗子，飘不过五年。” 这话在当时听来，简直像疯了。 蒋介石正风光无限，几百万军队接收着失地，美国顾问拍着他的肩膀，南京那座总统府修缮一新，就等着主人归来。 所有人都觉得，好日子要开始了。 只有这个埋首故纸堆的书生，从历史的皱纹里，看出了别人看不到的险象。 钱穆的根据很简单，他管这叫“历史的旧脾气”。 他在黑板上画中国地图，教鞭重重敲在西北和北方。 “看这儿，”他说，“秦、汉、唐，这些顶强盛的朝代，根子都扎在这片厚土上。背靠高原，面向中原，有退路，有纵深。” 教鞭往下一滑，点到长江边的南京，他摇摇头： “这地方，富，是真富。可但凡把都城定在这的，东晋、南宋、南明……哪个不是缩着脖子过日子，最后让人从北边一路推下江？” 他觉得，南京像个华丽的会客厅，做生意、谈风月是好地方。 但当一个国家的“大脑”和“心脏”，就太靠前，太单薄了。 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一条长江上，这赌注太大。 可坐在总统府里的蒋介石，算的是另一本账。 还都南京，对他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那地方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所在，国父的陵寝还在紫金山上望着，回去，在名义上就站住了“正统”。 更重要的是，他的钱袋子、他的基本盘——江浙沪的银行家、实业家、还有政府里盘根错节的南方同乡，全在东南这片。 去了南京，就是回了自家的后院，钱粮人事，调配起来顺手。 也有人递过话，比如美国来的马歇尔将军，就建议过迁都北平，那样能镇住华北，显得更有天下格局。 可蒋介石想了想，北平离共产党的根据地太近，他不放心； 西安又太荒，重建起来费钱费力。 算来算去，还是回南京最“稳妥”，有长江天险，有美式装备，有富庶的江南撑着，这江山，怎么看都该坐得稳。 于是，历史的车轮朝着南京碾了回去。 1946年，浩浩荡荡的还都队伍挤满了长江航道。 政府的印章、成吨的文件、官员的家眷，连同他们对“战后建国”的全部憧憬，一股脑儿涌进了南京城。 秦淮河画舫又点了灯，新街口银行又开了门，看起来，一切都回到了正轨。 但钱穆担心的“旧脾气”，开始发作了。 国民政府缩回南京，像一个人把身子蜷在了椅角。 广大的华北、东北，力量一下子空虚了。 更麻烦的是，仗真打起来后，国民党才发现问题： 他们最精锐的部队被拖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和华北平原，而南京的物资补给，严重依赖那条并不总是畅通的长江。 共产党军队不像从前南下的骑兵，他们从广阔的农村冒出来，一步步完成了对城市的合围。 那条被寄予厚望的“长江防线”，在现代炮火面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固。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1949年4月，解放军的帆船穿过江雾。 南京的陷落，干脆得几乎让人愕然。 蒋介石登上飞机离开时，那座他倾注了无数政治野心的城市，在舷窗外越来越小。 他从这里出发赢得过天下，最终也在这里输掉了大陆。 时间算下来，从他意气风发还都南京，到仓皇辞庙，差不多正好五年。 回过头看这场争论，钱穆和蒋介石，一个看着千年起落的老地图，一个盯着眼前利益的棋盘。 钱穆觉得，一个大国要把“大脑”放在身强体壮、能回旋的“躯干”中央，才站得稳，看得远。 蒋介石则认为，先抓住最肥的肉、最顺手的刀，江山就能守住。 他没算错眼前的利益，却看轻了历史的惯性。 那艘最终停在台湾的船，或许在某个时刻，会让人想起多年前重庆陋室里，那杯早已凉透的粗茶，和那句被鞭炮声淹没的警告。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它给的答案，早就写在了那些被忽略的细节里。   主要信源：（中华网热点新闻——钱穆：中国的国都，决不可设在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