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30日，新四军特务营营长叶道志被以叛逃罪执行枪决，叶道志被枪决前夕，他的战友陶勇曾多次向新四军军部求情，但依然没能阻止他被枪决的事情。 叶道志出生于1910年的湖北黄安一个普通农家，那里山多地少，生活艰辛。他早年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就在家乡务农，帮父母干活。1928年，鄂豫皖地区革命浪潮兴起，他被吸引，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从基层战士做起。那时部队在光山一带活动，他参与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逐步熟悉军事技能。1931年，他入党，成为红四方面军一员，经历多次反围剿战役。部队从大别山转移到川北，他跟随行军，穿越复杂地形，适应各种作战环境。 长征时期，叶道志升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1935年5月，部队北上，他指挥士兵翻雪山过草地，面对极端天气和补给短缺，坚持推进。南下北上反复拉锯中，他目睹部队减员严重。河西走廊战斗中，对抗马家军，他组织防御，部队在祁连山撤退时，他负责掩护李先念部，处理剩余武器。撤退途中，他被俘，关押在甘肃凉州监狱，后来转到兰州和西安。在牢中，他与其他红军干部一同面对审讯。抗日战线形成后，通过营救，他获释，返回延安。 在延安，叶道志短暂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之后，他南下加入新四军，初任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部队整编时，所有干部职务调整，他对此表示不满。军部观察到他的情绪波动，将他调为特务营营长。这个职位虽负责警卫和侦察，但与他之前师级相比，级别降低。新四军成员多来自南方游击队，背景多样，叶道志与老部下如徐长胜、陈五和，在日常协作中存在不适应，影响团队融合。 叶道志的早期经历反映出那个时代革命者的典型路径，从农民到军官，靠实际战斗积累经验。他的长征参与和被俘获释，显示出个人韧性，但也暴露在部队调整中的适应难题。新四军成立初期，内部整合复杂，这种背景差异成为潜在冲突源头。他的职务变动，源于组织需要，却引发个人不满情绪积累。 1938年7月底，叶道志与徐长胜、陈五和几名老部下私下聚会，饮酒后讨论当前状况。他们对职位降级和新四军内部氛围不满，决定擅自离开，北上延安加入八路军。在他们看来，这属于内部调动，但军纪视之为严重违纪。军部发现后，派出追捕队，三人行踪暴露。追捕中，徐长胜被击毙，叶道志被抓获，陈五和逃脱。叶道志押回后，军部审定叛逃罪，判处死刑。 陶勇作为叶道志的老战友，得知情况后，多次前往军部求情。他先找到项英，陈述叶道志的革命资历和长征功绩，强调行为非叛敌。项英拒绝，指出需维护军纪。陶勇第二天再去，携带相关资料，重申叶道志的忠诚事实。项英坚持原判。第三次，陶勇在走廊拦住高层，详细说明叶道志的战场贡献，恳求从轻。高层强调新四军组建初期，战局紧迫，不能松懈纪律。陶勇奔波几次，但军部态度不变。 求情过程显示出军内人情与纪律的张力。陶勇的努力基于两人红军出身的交情，他列举叶道志的具体事迹，如长征掩护和战斗指挥。军部考虑整体稳定，批准执行，并报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8月30日，叶道志在安徽省泾县云岭镇附近被枪决。这件事在当时强化了军纪执行，提醒干部遵守规定。 叶道志事件的核心在于战时纪律的严格性。他的离队行为违反军规，带人出走影响部队稳定。陶勇求情虽多次，但未能改变结果，反映出军部对潜在风险的警惕。新四军那时正处于整合阶段，内部派系差异明显，这种事件易被放大为警示。叶道志的死刑执行，体现了纪律优先的原则，避免类似行为扩散。 叶道志枪决后，新四军内部短暂讨论，但未造成大影响。战时牺牲频繁，一名营长之死被视为常态。部队继续抗日任务，军纪得到加强。陶勇随后接任第四团副团长，1939年11月升为团长。他率部在苏北作战，参与扬州仪征袭击和移居集伏击，贡献于抗日战线。徐长胜遗体处理，陈五和北上后加入八路军，继续战斗。 叶道志事件作为历史案例，在当时未广泛传播，但成为内部教育材料。多年后，1983年10月，叶道志和徐长胜获平反。官方认定行为属违纪，非叛敌，判决过严。初衷是换部队抗日，无出卖意图。平反文件下发，档案更正，承认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陶勇1967年逝世，未见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