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军军长听说自己的儿子被当成共产党抓了起来，气坏了：“我在前线和共产党打仗，你们却抓我儿子，岂有此理！” 一九四七年初，北平的冬天干冷干冷的，风像小刀子似的往人骨头缝里钻。     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在天津的指挥部里，正对着地图研究防务，一个从北平家里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心头猛地一沉。     电话那头，家人语带惊慌地告诉他，独子黄琪玲，被军统的人从学校里带走了，罪名是“思想激进，涉嫌通共”。     黄翔握着话筒，半天没吭声，只觉得一股火直冲脑门，手都有些发抖。     他黄翔，黄埔一期出身，抗战时跟着部队在缅甸打过仗，枪林弹雨里没皱过眉头。     如今内战正酣，他带着两万多人马镇守华北要冲，整天琢磨着怎么跟对面的华北野战军周旋。     结果倒好，自己在前方顶着压力，后方的特务却把手伸向了他唯一的儿子。     他立刻扔下手头所有军务，连夜赶回北平。     黄琪玲他是知道的，在辅仁大学（一作中央军校政训班）读书，平时是喜欢读些进步书刊，年轻人嘛，关心时局，思考国家前途，这有什么错？ 怎么就成了“通共”？他想起儿子文静而略带倔强的脸庞，怎么也无法将那张脸和“共党嫌疑”联系在一起。     回到北平，他首先去找了中央军校校长关麟征。     两人是黄埔同期，有些老交情，黄翔压着火气，但话里的钉子却藏不住。     他对关麟征说，自己在前线带着弟兄们流血卖命，为的是党国的江山，没想到后院起火，特务机关竟把他未满二十岁的儿子给抓了去，这简直是自毁长城，寒了前方将士的心。     关麟征也很为难，军统系统自成一体，向来跋扈，他这校长面子未必够用，但还是答应尽力斡旋。     事情远没有黄翔想的那么简单。     军统那边给出的“理由”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他们掌握了一份详细的记录，里面写着黄琪玲组织过读书会，讨论过时政。 阅读过《新青年》乃至《解放日报》等被查禁的刊物，言论中有“向往民主”、“批评时弊”的倾向。     在特务的逻辑里，这些就是“赤化”的铁证。     黄翔动用了一切能想到的关系去疏通，找老长官说情，托同僚递话，甚至亲自去军统设在北平的机构交涉。     他黄某人一个堂堂的军中将领，此刻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     在战场上，敌人是明确的，可以排兵布阵，可以冲锋陷阵。     可面对这套自己人设置的、密不透风又蛮横无理的官僚与特务系统，他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劲使不出。     时间一天天过去，儿子音讯全无。     那种焦虑和屈辱感日夜煎熬着黄翔。     他不由得想起在东北战场上的经历，那时他还在第五军，亲眼看到国民党部队如何在一片“接收”的混乱中失去民心，如何因为腐败、内讧而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难道那些问题，在后方北平，以另一种形式更变本加厉地上演着？ 几个月后，在各方的压力和黄翔持续的奔走下，黄琪玲终于被释放了。     人虽然出来了，但模样已大变。     原本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里带着惊悸过后深深的疲惫，身上隐约还能看到一些不妥待遇留下的痕迹。     他原先的愤怒，渐渐沉淀为一种透彻心扉的冰凉和失望。     他为了这个政权在前线搏杀，这个政权却用牢狱和恐吓来“回报”他的家人。     这件事，像一剂猛药，又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黄翔心里某些一直紧闭的抽屉。     忠诚与奉献，换来的不是信任与保障，而是猜忌与伤害。     这套体制保护不了他想保护的人，甚至本身就是伤害的来源。     儿子黄琪玲经过这番磨难，思想倾向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他被安排离开北平这是非之地，但不久后，竟秘密联络，选择了一条与父亲当时的公开身份截然相反的道路。     这些，当时的黄翔或许并不完全清楚细节，但他能感觉到儿子精神世界的变化，那是一种决绝的、寻找新出路的冲动。     时间很快到了一九四九年初。     平津战役的炮声逼近古城，傅作义将军正在为北平的命运与解放军秘密和谈。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黄翔必须做出选择。     此刻，他心中的天平早已倾斜。     继续为这样一个政权殉葬，既无意义，也无必要。     当起义的决断最终做出时，黄翔和他麾下的第九十二军，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人民一边，加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     这个选择，于公，保全了古都免受战火，顺应了历史潮流，于私，何尝不是对那个曾经伤害过他家庭的政治体系，一次彻底的告别与回答。     多年以后，黄翔在新中国的建设部门工作，而他的儿子黄琪玲，则在新中国的文化战线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当年那场风波，改变了这对父子的个人命运轨迹，也像一滴水珠，折射出那个宏大时代变迁中，人心向背的微妙转换。     主要信源：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