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者 欧美人种的MV杂合子比例高达40-50%，有些人可能理解不到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这并不是说白人的祖上有一半都食过人，所以这个数字占比接近一半，而是说明他们曾经经历过大量、长期、全面的食人时代，淘汰掉了几乎所有的朊病毒抗性低的MM、VV纯合子，只剩下了抗性极高的MV杂合子。

这是一段令人脊背发凉的基因历史。MV杂合子是朊病毒致病机制下的“幸存者密码”，但这种遗传密码并非无由而来。它是淘汰的产物，是依赖某种激烈的人类行为——食人——的血腥筛选。在没有抗性的个体被逐一“移出游戏”后，欧美人种中留下来的，便是具有一定抗性的杂合子，演绎出这一惊人的比例。

MV杂合子因为遗传性的特点，其后代中会出现MM、MV、VV三种类型，比例大致为1:2:1。因此，在一个没有继续繁衍大规模朊病毒感染的环境中，MV杂合子的比例可以稳定在50%，这是进化意义上的上限。这样的遗传稳定性背后却隐藏了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像。问题是，这份历史并不是蒙尘的档案或遥远的传说，而是被写进了基因的钟摆里，成为记忆架构的一部分。

古代欧洲的“食人”并非只是恐慌与饥饿引发的偶然灾难，它竟然有了一整套“理论基础”。《约翰福音》中耶稣的教诲——“食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是否过于直白？尽管学者们在解释这段话时会倾向于走向转喻的精神意义，但在一个既迷信又野蛮、且资源骤然稀缺的环境下，宗教教义有时可能就变成了行为合法性的遮羞布。特别是在中世纪横扫欧洲的恐怖大瘟疫——黑死病来袭时，社会结构陷入了瓦解，生存的本能让一些人大概真的选择了不择手段地活着。

是否“食人”这种极端行为真的曾为防止绝望而现身于欧洲大规模的历史场景中？试想，黑死病的三百年噩梦，几乎削减了当时欧洲一半的人口。尸体堆积如山，火化能力与掩埋资源远远不足。这是一场生命被屠戮的循环：瘟疫带来死亡，死亡带来生存竞争，而生存竞争又推动了极端选择行为的产生。对于饥饿与希望无限压缩的普通人而言，“食物”逐渐突破禁忌的界限，成为“以肉续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欧亚人的基因密码中，乃至历史记载中，“吃人”并非完全藏匿。即便到了文明开化的后期，这在白人殖民史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把木乃伊磨成粉，再卖到药房里。”这听上去像是愚昧的笑话，但事实上，19世纪的欧洲，医药市场上流行着木乃伊制成的粉末，号称“能治百病”。食人文化从未真正远离，或许只是以“改头换面”的方式潜伏在吃药的仪式里，在宗教隐喻的包裹下，擦去原本的耻辱。

从基因到宗教，从鼠疫到亡者利用，这一切似乎叠加着某种逻辑——当生存底线被击穿，伦理可能被利益拉低至一种动物性的裸态。无独有偶，疫情与瘟疫，总是推动人群朝某种方向加速进化。所谓大瘟疫影响基因库的说法，不无道理。而这基因库成型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许多不堪回首的“筛选条件”。

相比之下，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中的鼠疫对于人种基因影响较小？或许部分原因在于，社会组织结构、粮食储备、交通条件等一直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古代的鼠疫，尽管频繁，但多集中于小范围区域甚至单个村落，很少具备全社会性的毁灭力。而中世纪的欧洲，人口密度高但交通管控涣散，教会力量对实际公共卫生的组织能力却乏善可陈。鼠疫俨然成为了整个封建体系不可逆转的崩塌点，也可能成为朊病毒在群体中横行肆虐的绝佳契机。

至此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基因的历史是被“纪录在身体的殿堂中”，那么这场由食人增幅的进化，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唯状态论”生存法则的诠释。今天的我们难以彻底揭开历史的创口，这剧情悖论式的残酷也无法复制，毕竟现代社会的进化选择已经不再围绕着生理问题展开。

食人历史看似冷血无情，但它又歪打正着地成为了免疫进化的“试金石”。34亿细胞的沉默大合唱中，或许流淌着亘古的暗语：挣扎的种族，终究进化为今天的文明种群。只是这代价，太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