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说，只有中国文明，没有四大文明
钱穆是研究历史和哲学的，在他身上发生的有一件事情很悲壮，在抗日战争的年代，由于中日军事力量悬殊过大，他觉得这个国家要亡了，于是他想写一本“中国通史讲义”，后来定名为《国史大纲》，他的想法是，即使中国亡了，也要留下一本记录华夏历史的书，他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不停地写，书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
《国史大纲》上起“华夏文化之发祥”，下迄“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也就是中国自石器时代至抗战时期的大历史。书中最后一页，他没用大词，也没喊口号，只是淡淡地写下：“中国近百年，海外列强侵略，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人民流离！今日国家危亡，存亡未可知也！”很多人看到书的末尾，肯定是非常的震惊，这不是预告国家要亡了么？
即使在这种黯淡的心境之下，钱穆在书中不断强调着一个中心的思想：中国社会具有其自身独一无二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中华民族饱经沧桑，却始终延绵不绝，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民众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独特性的认识。有人说，这书看到后来很难受，说像“遗书”，其实并不是的，估计是他心有不甘，他在很多著作中都提到过，这个世界只有中国文明，没有所谓老外发明的“四大文明”，如果中国文明没了，是多么的让人扼腕叹息啊！
钱穆讲只有中国文明的论据就是，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表音文字，这种表音文字是次生文明向原生文明学习的结果，是借来的，具有速成性，只是借来了原来文字的壳子，略加整理改动，就成了自己的文字。在钱穆看来，一个伟大的“原生文明” ，如，中国文明能够独立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包括其独特的语言文字、思想学术和政治制度。这套体系是从自身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有原创性和系统性。
原生文明是没有东西可以借鉴的，他只能自己去创造，而后再不断地升级演变，这也可以称之为“第一代文明”，在没有参考的情况下，首要是长的像，让文字把意思表达出来，因此演化出象形文字来表意。而“次生文明” 在形成过程中，往往需要借鉴、吸收甚至直接移植更早成熟文明的核心成果，以加速自身的发展。原生文明的文字起点是象形表意文字，用直观的图案表达概念是最自然的思维起点，表音文字是文字简化与传播的产物，一种重要的简化路径是：将一些原本表意的字符固定下来，专门用以标示语言的读音，从而发展出拼音字母。
次生文明则是对字母文字的采纳与改造，这些文明在接触并采用字母文字时，自身往往尚未发展出文字体系，需要一种更便于记录和普及的工具，因此，“表音文字” 的传播史，实质上是 “次生文明” 向 “原生文明” 学习并加以本土化改造的过程。在《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著作中，钱穆反复强调：“中国历史之绵延不断，文化之自成体系，乃世界所独有。”中国的文字、典籍、制度、伦理一脉相承，从《尚书》《诗经》到唐宋明清，始终有清晰的传承链条；
相比之下，所谓的古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地的语言、宗教、政治结构均发生根本断裂，今人与古人几无文化认同。因此，钱穆认为：中华文明是唯一真正“活着的古文明”。那么表音文字是怎么来的呢，是没有文明，没有创造文字的地方，突然遇到了有文字的文明，双方在交流的时候，没有文字的一方，通过把对方的读音记录下来，完成一种对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所谓的表音文字。因此我们就能明白了，好多国外的拼音文字发音和中国讲话的发音相似，包括英语也是这样，中国周边的国家，有很多类似于国内的方言。
一些没有文字的野蛮民族，想创造自己的文字，用哪种最方便？当时是字母文字了，拿来就可以用了。相对于几千个字符表意文字，数十个字符的表音文字就可以进行书写普及。表音文字确实是底层通用，越南、朝鲜、韩国就是典型，汉字是贵族阶层使用，民间用各种表音字符书写文字。全世界现存的主要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的语言和文字是从系统底层就适配的。
中国的文字不仅仅是一套书写工具，更是一套世俗认知的系统，他抑制了一部分人对知识的垄断，让更多的国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汉字的关键作用体现在几个层面。首先，它阻断了解释权的垄断。汉字的表意特性使其字形直接关联意义，而非依赖特定读音。其次，汉字促进了知识的平民化。其“望文生义”的亲民性使得人们在掌握基本字库后，通过组合就能理解大量新词。
再者，汉字承载了世俗价值观。从甲骨文用于占卜到周代用于记录礼法，其应用重心很早就转向世俗人事。中国文字的诞生，实际上是华夏先祖实践的过程，文字凝结人与物在实践中的关系: 老祖宗在种地、打猎、做陶、盖房时，一边干活一边记录，字和事连在一起，记的是人和东西怎么打交道，其本质既不在人也不在物，而在人与物的互动实践。
而表音文字，一方面容易消亡，比如，古代英语已经没几个人能看懂了，像莎士比亚的大作里面的古代英语很多人也看不太懂。另一方面就是对知识的垄断，像英语就是有利于种姓制度的形成，后期知识都是垄断的。而汉字所赋予的这种基于常识的批判性思维和跨领域理解能力，依然是每个中国人精神独立性的重要保障。钱穆毕生致力于阐发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性。
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续使用的文字系统，是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文明” 的典型标志。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到隶书、楷书的演变，主体上坚持了 “表意为主” 的特性，汉字超越了语言读音的差异，成为维系文化统一的核心纽带。在钱穆的史学体系中，这种文字的稳定性与文化的绵延性是相辅相成的。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他说：“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所已踏之路径上继续前进，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二者无间断，三者详密。”又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埃及、巴比伦、印度是一个小家庭，他们只备一个摇篮，只能长育一个孩子。中国是一个大家庭，他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养好几个孩子。”
意指中华文明因地理多元、文化包容而具备抗断裂的韧性。钱穆若提出“表音文字是次生文明向原生文明学习的结果”，其深意在于：肯定了中国原生文明在文化创造上的原发性，其文字体系是自身漫长文明进程的内生成果。揭示了文化传播中“简化”与“效仿”的规律，次生文明通过借鉴更先进文明的成果，实现了文化上的发展，是普遍规律，他深刻指出了文字类型与文明性质之间的内在关联。
表音文字的全球性扩散，确实是一部后起文明借鉴、改造并传播先行文明智慧成果的历史，而像中国这样的表意文字系统，则成为一个伟大原生文明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辉煌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