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林语堂与厦门巨富的千金陈锦端相恋，不料，陈锦端的父亲却坚决不同意，棒打鸳鸯后，转而将林语堂介绍给了自己的邻居——鼓浪屿首富的二女儿廖翠凤。 如果只看开头，林语堂的人生像极了一出标准的民国爱情戏。 1912年，他还是圣约翰大学里意气风发的少年，隔壁圣玛利亚女校的校花陈锦端，是厦门巨富的千金，温婉聪慧，两人并肩走在海边，写生、谈诗、看落日，谁都会以为这对才子佳人总有一天会修成正果。 真正把这段故事掐断的，是那句古老的门第判断。陈天恩欣赏这个穷学生的才气，却不肯让独生女儿嫁进一个牧师家庭，“门不当户不对”在他那里不是空话，而是压倒一切的秤砣。 于是他一边坚决拆散年轻人的恋情，一边又出于体面，提议把邻居廖家的千金介绍给林语堂。 对于刚失恋的少年，这种安排几乎是一种羞辱。林语堂选择愤而离开厦门，中断联络。可回到家里，父母听说廖家的亲事却喜出望外，在他们看来，这不但是一桩体面的婚姻，更可能帮儿子改写命运。 亲情、现实、前途多重压力之下，他最终点头答应了这门看似“被安排”的婚事。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廖翠凤不过是替补上场的人选。真正改变一切的，是她对那句“穷”的态度。 陈家嫌他穷，廖家也有同样顾虑，廖母甚至直白地用方言表达不满，而廖翠凤却挑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对着自己的母亲说出“穷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口头安慰，而是她往后几十年实际生活的预告。 婚礼照常举行，亲友热闹，八抬大轿迎到家门，新郎的脸上看不出多少浪漫痕迹。真正让廖翠凤心里一震的，是洞房里的那团火。 林语堂把刚领来的结婚证举到红烛上，任纸张一点点卷曲成灰。她几乎以为他要用这种方式否定这段婚姻，却听到他慢慢说出另一种解释结婚证只有离婚时才派得上用场，他们这一生不会用到，所以留着也没意义。 在一个知道丈夫心底仍有人影的女子眼里，这句话等于一张写着“此生不走”的字据。她为这段婚姻孤注一掷，他在起点处给了她最大的承诺，两人从此站到了同一条船上。 后面的日子，很快证明了那句“穷有什么关系”并不是豪言。林语堂拿到公费出国机会，没能指望上岳家半分资助，廖翠凤二话不说，收起从小养成的阔小姐习惯，跟着丈夫上船。 航行途中她突发阑尾炎，疼得冷汗直冒，担心手术拖垮两人的旅费，硬是咬牙忍到美国。到了哈佛，助学金迟迟不到位，她便悄悄把嫁妆拿去当铺，靠一件件首饰支撑起两个人的生活与学业。 他在图书馆里埋头写论文，她在厨房里算计每一笔开销。那些被当掉的珠宝，后来又一点点变成他心里压着的亏欠。 他总说等日子好一点，一定要买更好的东西还给她。许多年后，他真的当上教授，经济宽裕，在金婚纪念日，把刻着“老情人”字样的金手镯戴到她手上，这既是补偿，也是告白把最平淡的陪伴，封成一生的情分。 而那段被拆散的少年爱情，并没有完全消失。回国后，他们在上海定居，陈锦端也恰好在那里教书。 面对这位旧人，廖翠凤没有回避，她主动邀请对方来家里做客。林语堂在客厅里坐立不安，孩子们不解其意，她就笑着对孩子说，爸爸年轻时曾喜欢过这位阿姨。 她甚至允许丈夫在画纸上反复描摹那种熟悉的发髻，听着他承认那是当年的梳法。她清楚，那是他的点心，而自己才是那碗真正养人的饭。 晚年中风之后，林语堂听亲戚说起陈锦端的近况，还会激动到要撑着轮椅去厦门看她，是廖翠凤走上前，扶住他，半哄半劝让这场几乎不可能的重逢停在念头里。 老来多健忘，唯独那点少年心事还在，可他真正离不开的，早已不是海边夕阳下的画板，而是身旁这个曾经当掉嫁妆、忍着剧痛跟他走天下的妻子。 林语堂后来感慨，现在的人总喜欢把爱情当主食，把婚姻当点心，吃腻了就换一份。他这一生的经历，却让他得出相反的结论少年那块最甜的点心固然难忘，可真让人活下去的，是日复一日端在面前的那碗饭。 陈锦端留在记忆里，廖翠凤留在一生里，这才是他婚姻和爱情最真实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