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叔当年干民兵营长时，保护一个下放的老干部，后来这个老干部落实政策回城了，当了副部级干部，我二叔就去找他，请他帮子女安排工作，这位干部根本不理我二叔。 那天晚上村支书走后，二叔真就翻来覆去一宿没睡。天快亮时，他窸窸窣窣地摸下床，从柜子最里头翻出个手绢包，里头躺着那支旧钢笔。窗外的天色是鸭蛋青，他看着笔帽上斑驳的漆，点了一支烟。 二婶也醒了，靠在门框上小声问：“真要去？”二叔没吭声，只是把烟抽得滋滋响。堂哥堂姐那屋传来轻轻的咳嗽声，两个孩子其实也醒着。二叔忽然就把烟掐了，把手绢重新包好，塞回了柜子深处。“不去了。”他说，声音有点哑。 二婶愣了愣。二叔走到院子里，舀了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抹了把嘴：“老陈有老陈的难处。咱孩子有手有脚，干嘛非去求那扇敲不开的门？”堂哥堂姐这时也出来了，眼睛都亮晶晶地看着他。堂姐说：“爸，我跟同学打听过了，县里新开的纺织厂在招工，俺想去试试。”堂哥也跟着点头：“我力气大，去建筑队也行。” 事情就这么定了。二叔把那三百块钱分成两份，给两个孩子当路费和头个月的生活费。送他们去县城坐车那天，风有点大，吹得人衣服鼓鼓的。二叔就站在土路边上挥挥手，什么也没嘱咐。 堂姐心细，在纺织厂从挡车工干起，下班就抱着专业书啃，后来竟考进了厂里的技术科。堂哥在建筑队晒得黝黑，专挑最苦的活儿干，慢慢带起了自己的小班组。都没大富大贵，但日子眼见着踏实起来。 去年老陈去世的消息登了报，很小的一个讣告。二叔戴着老花镜，就着窗外的光看了好久。吃饭时他忽然说：“那支钢笔，笔尖其实早就写秃了。”大家都没接话。院子里，他去年栽的葡萄藤正顺着架子往上爬，绿莹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