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2岁的金庸爱上16岁女招待。他想要和妻子离婚，妻子说：“可以，但是那个女的必须绝育”。金庸才答应没多久，他的长子就美国自缢身亡了。   1976年的那个秋天，对于武侠宗师金庸而言，或许比任何一部小说都要寒意刺骨，所有的体面与传奇，最终都被一张藏在衣兜里的珠宝店收据撕开了缺口，在此之前，他早已是香江文坛的执牛耳者，是一呼百应的查良镛。   但在那一刻，在那张年轻女孩佩戴的项链发票面前，他只是一个被结发妻子从口袋里翻出“罪证”的中年男人，这段婚姻的坍塌，并没有那些小说里轰轰烈烈的复仇情节，反而冷静得让人心悸。   此时的朱玫，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港大高才生，生活把她磨砺得更像是一个刚硬的合伙人，回望二十年前，她也曾是拿着笔杆跑新闻的记者，可为了那个共同的“武侠梦”她把自己活成了这世上最能吃苦的女人。   那是怎样的日子，是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校对稿件，是凌晨顶着星光去码头等廉价的渡轮，甚至是把作为女人最珍视的首饰拿去典当，换回满屋刺鼻的油墨味，为了创办《明报》，她把自己揉碎了，填进丈夫事业的地基里。   可人到中年的金庸，已经不需要一个会对他鞋子乱放而唠叨的“合伙人”他更沉溺于弥敦道某家酒廊里那个年轻女孩的仰望，那个叫林乐怡的服务生，年轻、柔软，不懂报社的生存压力，只会说一句“查先生，你皱眉的样子真好看”。   一边是家中日渐急躁、嫌他稿纸太乱的妻，一边是把他奉若神明的如花美眷，这张价值不菲的项链收据，成了两个女人命运的分水岭，金庸把仅剩的温柔给了那个会崇拜他的女孩，却把那个为了五斗米陪他熬干心血的女人推向了深渊。   当朱玫拿着收据，直接找到两人约会的场所时，她没有歇斯底里地撒泼，她甚至在看清那个比自己年轻太多的女孩时，展现出了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她没有挽留这个想要离婚的男人，只是在沉默许久后，开出了放手的筹码。   她要求那位渴望嫁入才子家门的年轻姑娘，必须接受输卵管结扎手术，这个决定听起来狠辣绝情，却是一个母亲在绝境中最后的防守，她不能让任何不确定的因素，威胁到自己膝下四个孩子的权益与未来，她太懂这个男人了，既要成全他的新欢，就要锁死他再育的可能。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金庸点头了，在那场足以改变三个家庭命运的谈判里，五十二岁的他，为了尽快从这尴尬的围城中解脱，答应了这近乎苛刻的交换条件，随着婚书作废，这个原本看着光鲜的豪门之家，像是被抽去了脊梁，开始从内部迅速瓦解。   报应来得猝不及防，最先崩塌的是被朱玫寄予厚望的长子查传侠，这个被外界誉为“小查良镛”的天才少年，三岁背诗，十一岁发表文章，本该是延续金庸才情的最完美作品，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父母离异的消息像一把重锤，砸在了原本就深陷学业与情感困境的少年心上。   那个令人窒息的深夜，十九岁的儿子拨通了越洋电话，而电话那头的父亲，或许正忙着构思韦小宝的某个风流段落，或许正忙着处理报馆的琐事，匆匆敷衍几句便挂断了，如果那一刻金庸能停下笔，哪怕只是多问一句，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这一记耳光，打得金庸灵魂出窍，他在虚构的江湖里写尽了千重情义，能让笔下的大侠起死回生，却救不回自己儿子的命，那个曾经为了孩子甚至愿意去摆地摊的朱玫，听到死讯时彻底碎了。   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最引以为傲的长子，她甚至拒绝了前夫一切形式的经济援助，在后来漫长的余生里，这个倔强的女人宁愿顶着满手冻疮在街边卖杂货、深夜在灯下替人抄书，也不愿再向那个“功成名就”的男人低头。   金庸再婚了，娶了那个做完手术、永远带着一丝愧疚的林乐怡，而朱玫，在孤独中一点点熬干了自己的生命，1998年，当她在医院的病床上独自离世时，身边没有亲人，没有鲜花，只有那张记录死亡的通知单。   据传，在她弥留之际的床头，放着一本翻得卷边的《明报创刊十周年特刊》那里面夹着一张照片，是一对年轻夫妇在寒风中微笑着互相打气的模样，那时候他们一无所有，却拥有彼此最完整的灵魂。   许多年后，满头白发的金庸对着镜头流泪，哽咽着说此生最对不起的人是朱玫，可这迟来的深情，终究太轻了，正如那句老话所言，共苦易，同甘难，他在书中给了韦小宝圆满的结局，却把这一地无法收拾的玻璃渣，留给了现实中那个陪他打天下的发妻。 信息来源：-10/02/10-71E7CC2C1CB0CFA748256DB30009DE8F.htm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