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华人首富张弼士去买船票。 德国轮船公司的售票员上下打量他，轻蔑地说："华人只能坐统舱。 "张弼士掏出两张金票拍在柜台上，"这船我包了，现在谁该坐统舱？" 这件事后来在南洋华侨圈传了很久。 一个广东大埔县的放牛娃，18岁漂洋过海到印尼谋生时，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 三十多年后，他成了横跨东南亚的商业巨擘，却还要在自己的产业版图上受这种屈辱。 那天张弼士没有登船，转身就联合侨商创办了自己的远洋轮船公司，专设"华人头等舱"。 在雅加达的纸行当学徒时，老板临终前把女儿和产业都托付给他。 这个叫巴达维亚的城市见证了他的起步，从垦殖公司到橡胶园，从银行到地产，荷兰殖民者看不懂这个华人怎么总能抢占先机。 其实他只是把客家商人"抱团打拼"的传统，变成了系统化的商业网络。 鼎盛时期，他的企业雇佣了数万员工，资产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1892年，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在烟台动工那天，张弼士亲自种下第一株葡萄藤。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有些奇怪，一个南洋商人为何要跑到北方海边种葡萄？后来才知道，他早就派人考察了山东的土壤气候，连酿酒师都是从欧洲请来的。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张裕葡萄酒一举夺得金奖，评委们不知道，这杯酒里藏着一个华人企业家二十年的耐心。 黄河决堤那年，他在新加坡召集华侨募捐。 演讲台上没有讲稿，只摆着一张泛黄的地图，上面标着家乡大埔县的位置。 "我们的根在那里"，这句话让在场的侨商当场认捐百万两白银。 他自己先后捐建了几十所侨校，连慈禧太后都破例赐他"入朝免跪"的特权，但他最看重的，是在槟城创办的中华学堂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1916年雅加达的秋天，荷属东印度政府为他下半旗致哀。 出殡那天，上万华人自发沿街相送，队伍里有他资助过的留学生，有受过他救济的普通侨民，还有曾经与他竞争的欧洲商人。 遗嘱里，他把大部分财产分成了三份：一份继续支持国内实业，一份用于华侨慈善，一份留给子孙时特别注明"不得变卖张裕公司股份"。 如今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那张德国轮船公司的船票存根。 旁边陈列的，是1915年巴拿马金奖的复刻证书。 两张纸相隔十八年，却同样记录着一个商人最珍贵的东西当年那张被拒收的船票，后来变成了他打通中外贸易的通行证；而那瓶征服世界的葡萄酒，至今还在向每个品尝者讲述，什么是真正的商业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