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西贡街头，阳光把美国大兵的枪管晒得发烫。 骨瘦如柴的女人弓着背，脸上堆着比哭还难看的笑，任由对方用军靴碾过她刚摆好的水果摊。 路过的人都低着头走，没人敢多看在这个美军吉普比自行车还多的城市，沉默是最安全的活法。 阿龙把烟盒攥得更紧了。 他蹲在街角假装数零钱，眼角的余光却没放过那辆军车的车牌号。 三个月前刚潜入西贡时，他还总下意识摸腰间的枪，现在手指已经习惯了烟草的粗糙触感。 这个叫“阿龙”的卖烟小贩身份，比军装更让他觉得陌生，却也更安全。 1969年的西贡像个塞满破布的抽屉，250万人口里挤着15%的战争难民，黑市交易占了城市经济的四成，正好给像他这样的人留出缝隙。 每天清晨五点，阿龙会准时出现在美军基地附近的路口。 他记得岗哨换班的规律，知道哪个士兵喜欢薄荷烟，哪个士官总在买烟时抱怨上司。 午后的金兰茶摊是情报交换站，穿花衬衫的南越军官喝多了，会拍着桌子骂美军的“少爷兵”，说今晚哪条街要宵禁。 这些话都被阿龙混在烟盒的夹层里，深夜回到贫民区的棚屋，用米汤在报纸边角写下密信。 本来想靠卖烟混口饭吃就行，后来发现每个来买烟的人，都是行走的情报源。 芳就住在隔壁棚屋。 第一次见她时，阿龙刚把省下的半袋米放在她门口，就被她红着眼推了回来。 “我不要可怜。”她说着，围裙上还沾着酒吧的酒渍。 后来阿龙才知道，这个总在深夜悄悄哭的女人，要靠在美军酒吧洗杯子，养活瘫痪的弟弟。 1969年的西贡，37%的女人找不到正经工作，像芳这样的“酒吧女”有两万人，她们的笑容里藏着比烟草还呛人的苦。 有次阿龙看到她把客人给的美元偷偷塞给街头要饭的孩子，忽然觉得手里的情报，比枪还沉。 三月的一个雨夜，阿龙接到紧急暗号。 五个情报员要沿湄公河撤离，他得带路穿过美军的“自由开火区”。 橡皮艇划到河心时，直升机的探照灯突然扫过来，他拽着同伴往芦苇丛里钻，子弹打在水面上溅起的水花，凉得像冬夜的露水。 那天带出来的情报里，有美军弹药库的位置这些信息后来帮北越军队端掉了三个据点，但阿龙总想起那个掉了鞋的情报员，在芦苇里一瘸一拐还紧紧抱着公文包的样子。 春节前的最后一个集日，阿龙的烟摊没摆出来。 他把那支磨得发亮的手枪塞进帆布包，里面还有半包没卖完的薄荷烟。 临走前他在芳的门口放了张字条，画着他家村口那棵大榕树那是他当“小黑”时，抱着妹妹躲轰炸的地方。 棚屋的门没关严，他看见芳正把饭团往围裙里塞，大概又要去给那个要饭的孩子送吃的。 烟摊后来被一个瘸腿的老头占了，美军走后，老头总在摊上摆两包薄荷烟。 芳的酒吧改成了裁缝铺，她教女孩子们做衣服时，会说起那个总蹲在街角数零钱的卖烟小贩。 那些藏在烟盒夹层的情报，和芳藏在围裙里的饭团，都是普通人在乱世里没说出口的倔强。 战争会结束，但这些没写进历史书的细节，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站起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