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成都有个香烟店的老板，坐着看报习惯双腿并拢，后背胸膛挺得笔直，双手将报纸举过胸口。 深秋的成都街头，梧桐叶落了一地，侦查员高俊峰蹲在对面茶馆喝茶，第三次看见这个场景时，手里的茶碗顿了顿。 寻常生意人看报，要么瘫在藤椅里，要么跷着二郎腿，哪有这样像被人拿尺子量过的坐姿？ 那会儿成都刚解放不久，街上还能看见穿旧军装的散兵，镇反运动的布告贴在巷口的墙上。 高俊峰假装买烟走进店里，老板抬头时，右耳后一道浅疤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来包大前门。”高俊峰递过钱，眼睛扫过柜台后的报纸翻开的版面正是西南军政动态。 老板找钱的手稳得很，指尖却在触到报纸边缘时微微收紧。 隔壁裁缝店的老张是个话痨，见高俊峰总往这边瞅，凑过来说：“那两口子怪得很，来成都三年，没听他们说过老家在哪。女的记账像写公文，男的除了看报就是擦柜台，有回我夸他坐得直，他脸都白了。”高俊峰心里一动，想起局里发的通缉名册，有个重庆朝天门凶杀案的从犯，右耳后就有刀疤，原是国民党部队的副官。 接下来半个月，高俊峰摸清了规律：老板每天下午三点必看报，专挑军政版；老板娘每周末去杂货铺买东西，账本上的字横平竖直，像极了部队里的文书格式。 最可疑的是后屋晾着的毛毯，边角有褪色的军徽印记。 那天高俊峰故意撞了下店门，老板条件反射地侧身挡在柜台前，站姿标准得像随时要敬礼。 年底成渝公安通了电话，那边传来消息：王晓明，1948年参与凶杀后潜逃，特征右耳后刀疤，会写公文体。 1951年元旦刚过，高俊峰带着人走进香烟店，营业执照递过去时，老板的眼神变了。 “王晓明，重庆的案子该了结了。”铐子锁上手腕的瞬间，他老婆扑过来哭：“我们就是想做点小生意……”柜台后的报纸还摊着，头条标题被指印蹭得有些模糊。 案子结了那天，老张拎着壶茶来派出所：“早觉得他俩不对劲，现在心里踏实了。”街上有人放鞭炮，说是庆祝抓了坏人。 高俊峰望着窗外，想起那个永远挺直的背影，原来有些习惯，藏得再深也会露出马脚。 而那些街坊闲聊里的蛛丝马迹，还有那床带着军徽的毛毯，最终成了揭开真相的关键。 这种从寻常里抠细节的本事，大概就是那个年代公安干警最实在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