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的一天，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接到了一个通知，要求他立即赶到一个地方开会。但他一走进会议室，就感受到了现场的压抑气氛，那一刻他的大脑一片空白，瞬间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的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前途和理想统统完蛋了。   1971年10月的下午，对于27岁的邱路光来说，是一道将人生狠狠劈开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北京工业学院走出所谓“红色工程师”又是部队里年轻有为的股长，头顶着父辈的光环，未来似乎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   直到那张没有任何解释的会议通知递到手中，一切戛然而止，当他脚步匆匆地踏进那个指定的会议室，迎面扑来的不是熟悉的寒暄，而是一股足以冻结血液的肃杀之气，四周坐着的都是陌生的面孔，眼神像冰冷的刀子。   没有任何预热，也没有给辩解的机会，关于父亲的问题像大山一样压下来，审查、交代，紧接着便是那最后的一纸裁决，脱下军装，从天之骄子到“被处理”的对象，命运甚至没给他留出喘息的时间。   列车咣当咣当地向西疾驰，载着他远离了政治中心的喧嚣，一直开到了数千里之外的甘肃山丹军马场，这里是河西走廊的深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迎接他的只有漫天肆虐的黄沙和苦涩的咸水。   这是一场漫长的“流放”在那几间低矮的土坯房里，这位曾经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在蛮荒中生存，烈日暴晒下，人和马都得裹着厚厚的罩布才能在风沙里喘口气，曾经握笔、拿枪的手，现在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割草、喂马的动作。   比肉体折磨更可怕的是那种被世界遗忘的窒息感，战友的联系断了，寄给家里的信如同扔进了无底洞，曾经的那个繁华北京，似乎真的只存在于梦境里，直到1981年，命运的转盘才再次松动，虽然早已错过了在部队发展的机会，但他终于拿到了那张回城的调令。   当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看着那熟悉的站台，三十多岁的邱路光早已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泪眼朦胧中，是一个历经十年沧桑的中年人对归途的渴望与惶恐，回京后的邱路光，需要在夹缝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他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换了一种活法，站上了北京商学院的讲台，成了一名普通的教书匠，那个在风沙里沉默的牧马人，变成了校园里勤恳敬业的邱老师，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他又凭借着敏锐的嗅觉投身商海，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即便褪去了光环，邱路光的骨子里依然保留着那份不愿被随意揉捏的倔强，晚年时，面对大导演陈凯歌在自传中对他名誉的某种影射与伤害，他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拿起法律武器硬碰硬，最终赢了官司。   虽说直到最后也没等来对方的一句道歉，但这已足以证明，那个在戈壁滩上挺过来的灵魂，依然站得笔直，在这场时代的巨变中，不仅仅是身为长子的邱路光，邱家的其他兄妹也被各自抛入了命运的激流，去寻找新的抓手。   次子邱承光的选择显得更为内敛和专注，作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高材生，他脱下军装转业后，在无锡采煤机械厂扎下了根，他没有像哥哥那样下海搏击，而是一头扎进了枯燥的技术图纸里。   那个针对薄煤层的新式采煤机，就是他用无数个日夜换来的成果，他在技术的领域里通过获得奖项证明了，不靠父辈的余荫，单纯靠脑子和技术，一样能赢得尊重，老三邱光光和老四邱晓光，也都在1978年前后经历了人生的转轨。   一个去了汽车公司后来转战商海，一个在国企里默默干到了退休，虽然兄弟四人中老四最早离世，但也算安稳度日，而家中最小的女儿邱小京，更是从最基层的学徒工做起，在轰鸣的车床间，在石家庄和北京的工厂里，用双手把自己锻造成了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至于他们的父亲邱会作，也在1981年结束了铁窗生涯，获准保外就医，在这个大时代的尾声，于西安的一隅得以和妻子团聚，了却残生，回望这段往事，那个1971年的深秋下午，不仅是一场会议的结束，更是一个家族命运的急转弯。   他们失去过身份、地位甚至是自由，但在长达数十年的起伏中，他们剥离了虚浮的头衔，在教书育人、钻研技术、下海经商或是工厂劳作中，触摸到了生活最粗粝也最真实的纹理。   当年的金戈铁马终究化作了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活在当下、凭本事吃饭的踏实感，或许才是这场命运风暴后，留给他们最珍贵的馈赠。 信息来源：光明网《林彪手下 “四大金刚” 的暮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