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后，不送蒋介石回去，或者杀了蒋介石自立为王，会不会比终生监禁更强？

那他为什么不杀了蒋介石，还拥立他为王呢？

接下来带你解密这些往事！

在民国风云激荡的历史长卷中，张学良是一个无法被绕开的复杂存在。

他身上叠加着太多反差强烈的标签，既是北洋军阀张作霖的长子，自幼锦衣玉食、被时人称作“少帅”的纨绔子弟，出入风月场所、精通骑射玩乐，也曾是位列民国四大美男子的风云人物，仪表堂堂间自有世家子弟的气度。

既是手握重兵、官至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副司令的军政要员，巅峰时期掌控着东北三省及热河等地的军政大权，也因1936年的西安事变，成为扭转民族命运的关键人物，被后世尊为民族英雄。

这位一生充满争议与转折的人物，最终以被囚禁五十余年的结局落幕，留给世人无尽的遐想与追问。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不治身亡。

年仅27岁的张学良临危受命，继承了父亲留下的政治、军事遗产，成为东北军的新领袖，手握二十余万精锐部队，掌控着中国最富庶的东北地区之一。

彼时的他，意气风发，既有年轻人的锐气，也背负着守护一方水土与数十万将士的重任。

为了谋求东北的稳定与国家的统一，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此举结束了北洋军阀割据的局面，使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也让他成为蒋介石倚重的重要力量。

然而，这份看似稳固的权力与地位，却在短短数年后因时局动荡而摇摇欲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不抵抗政策影响下，张学良下令东北军撤入关内，放弃了经营多年的东北大本营。

短短四个多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数百万同胞被迫流亡。

这一决策成为张学良一生的痛点，也让他背负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即便后世诸多史料证明，不抵抗的核心指令源自南京国民政府，但作为东北军的最高指挥官，他始终无法摆脱这份历史责任。

失去东北的东北军，沦为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之师”，只能驻扎在华北、西北一带，处境愈发艰难。

此时的蒋介石，正一心扑在“围剿”红军的内战上，早已将东北沦陷的耻辱抛诸脑后，而失去根据地的东北军，自然成为了他利用的棋子。

蒋介石将东北军调往西北战场，命其充当“剿共”的先锋，一方面想借助东北军的力量消灭红军，另一方面又企图借红军之手削弱东北军的实力，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

这种险恶的用心，即便张学良起初未能完全洞悉，东北军的下级军官与普通士兵却早已心怀不满。

对他们而言，家乡被日军侵占，亲人流离失所，心中燃烧的是复仇的怒火，渴望的是挥师北上、收复失地，而不是将枪口对准同样为民族命运奋斗的红军。

“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在东北军内部此起彼伏，成为将士们心中最迫切的诉求。

与此同时，东北军与红军的多次交锋，也让张学良彻底改变了对红军的认知。

起初，他认为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对付红军易如反掌，但实战结果却狠狠打了他的脸。

红军凭借着顽强的战斗力、灵活的战术以及深得民心的主张，多次重创东北军，让张学良意识到，这支队伍绝非可以轻易剿灭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通过与红军的接触与谈判，张学良逐渐认识到，中国当前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而非同胞兄弟。

只有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才能挽救民族危亡，这才是东北军乃至整个中国的唯一出路。

当时的西北，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形成了微妙的“三位一体”局面，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同样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极为不满，三方逐渐达成了联共抗日的共识，暗中形成了抗日同盟。

张学良多次亲赴南京，向蒋介石陈诉联共抗日的主张，恳请蒋介石放弃内战、一致对外。

但此时的蒋介石早已被“剿共”的执念冲昏头脑，对张学良的劝解视若无睹，甚至认为他被红军“蛊惑”，态度愈发强硬。

为了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彻底执行“剿共”命令，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自飞临西安，住进华清池，召见东北军、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威逼利诱他们服从命令。

蒋介石还抛出了两个苛刻的方案供张、杨选择：要么将东北军、西北军全部调往陕北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方督战，全力“围剿”红军；要么张、杨交出兵权，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接管西北“剿共”事宜。

这两个方案，无论是对张学良、杨虎城，还是对东北军、西北军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绝境。

调往陕北前线，无疑是让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自相残杀，最终两败俱伤；而被拆分调往异地，则意味着部队将被彻底瓦解，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

在多次劝说无效、蒋介石的压迫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下定决心，以兵谏的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与西北军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控制了西安城，包围了华清池。

在枪声中，蒋介石的侍卫队顽强抵抗，但最终寡不敌众，蒋介石仓皇出逃，躲在骊山的山洞中被东北军士兵搜出，随后被扣押在西安新城大楼。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

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局势瞬间变得错综复杂。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分裂为两派，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派兵讨伐西安，企图借机除掉蒋介石，夺取政权；而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主张和平解决，积极寻求与西安方面的谈判，营救蒋介石。

国际社会也对此高度关注，各方态度不一。

张学良原本以为，自己发动兵谏是为了民族大义，会得到苏联的支持，毕竟苏联同样面临着日本法西斯的威胁，联共抗日也符合苏联的利益。

但事与愿违，苏联为了推行联蒋遏日的策略，避免中国内战给日本可乘之机，竟然公开指责张学良的行为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将其与亲日派汪精卫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亲自草拟电报，明确表示蒋介石是中国抗日的核心力量，打倒蒋介石只会引发内战，不利于抗日大局，要求中共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

苏联的态度让张学良大失所望，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压力。

英美等国则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的考虑，希望中国保持稳定，避免内战，支持和平解决事变，主张释放蒋介石。

在国内，各界民众与爱国团体大多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也有部分势力出于自身利益，对事变持反对态度。

当时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原本与张学良有过联共抗日的默契，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也曾派人联络阎锡山，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但事变爆发后，阎锡山却突然改变态度，发电报指责张学良、杨虎城，提出四大疑问，质疑他们此举的后果，实则是想坐收渔利，不愿轻易卷入纷争。

青海的马步芳、马步青兄弟，则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立场坚定地站在南京国民政府一边；新疆的盛世才虽然依附于苏联，但因苏联不支持张学良，也选择了中立，拒绝向西安伸出援手。

在这样内外交织的复杂局势下，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关键的斡旋作用。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实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最佳途径，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赶赴西安，与张、杨以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

周恩来等人一方面向张学良、杨虎城阐明当前的局势与中共的主张，坚定他们联共抗日的决心；另一方面与宋子文、宋美龄等人积极沟通，打消他们的顾虑，推动谈判的顺利进行。

经过多方反复磋商与博弈，1936年12月24日，双方最终达成六项协议：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大计；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这些协议，口头承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并邀请周恩来前往南京继续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成为扭转中国近代历史命运的关键转折点。

然而，就在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天，也就是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

当时，所有人都劝阻他，认为蒋介石心胸狭隘，必定会秋后算账，此去凶多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