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作者可能都遇到过这种场景：论文外审结束，意见整体还不错，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如果顺利录用，下篇可以怎么写”了。结果编辑发来一句很“诚恳”的提醒——如果能适当多引用一些本刊近年的文章，录用就更有保障。

这句话看上去很温柔，甚至像是在帮你。可真正懂行的人都明白，这已经不只是“文献补充建议”，而是一种带条件的暗示：引用换录用。

很多人把这当作行规，有人觉得反正文章里也少几篇引用，不如顺水推舟。也有人心里别扭，却不敢拒绝，只能悄悄改一版参考文献，当作什么都没发生。真正尴尬的是：你知道不对，他知道不对，大家都假装只是“优化引用结构”。

为什么会有这种让人一边心虚、一边照做的潜规则？它到底是在帮作者，还是在慢慢腐蚀学术判断？

先说一个现实：如今期刊的生存压力，比很多作者想象得要大得多。评估一本期刊，最显眼的指标之一就是被引用情况。各类排行榜、数据库、评价体系，清一色盯着影响因子、他引率、下载量。

在这种环境里，让本刊文章多被引用就变成了一件极有诱惑力的事。编辑们很清楚：如果能把一部分引用留在本家，期刊的指标就会好看很多。于是，原本应该由学术价值决定的引用行为，悄悄被引导成一种可以“调配”的资源。

问题是，编辑不敢明说制度的压力，作者也不敢明说内心的顾虑，于是只剩下那句模棱两可的提醒：适当多引用本刊。

看上去谁都能给自己留退路：编辑可以说“只是建议”，作者可以说“本来就需要补充文献”。但心里都明白，这个“适当”，其实已经绑上了录用的砝码。

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对作者来说，却是另一种滋味。你当然明白本刊确实有些文章写得不错，也承认该引用就引用。但当这件事变成录用的条件之一，你心里会有一道分界线：我是为了研究需要在引用，还是为了过关在引用？

于是，引用这件事本应是研究逻辑的自然结果，却变成了一种隐形的交易筹码。短期看，这个筹码好像方便了双方：期刊指标好看了，作者文章发出来了，大家都在为“现实”买单。

这也是为什么“引用换录用”总是半公开地存在，却很少被正面讨论。只要没人戳破，这件事就能以一种“合理的暧昧”继续下去。

很多编辑本身也是科研人员，在作者和期刊之间来回切换身份。他们知道这种做法不够光彩，却也清楚自己面对的现实压力。某种意义上，他们和作者一样，被系在同一套评价体系上，只是站在了链条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