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灯火映照着观众激动的脸庞。舞台上《东方红》的旋律激荡回旋，总理突然起身宣布：“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刹那间，欢呼声浪几乎掀翻穹顶，许多人相拥而泣。此刻新疆罗布泊的蘑菇云尚未散去，一封加密电报已穿越东海，抵达东京首相府——收件人正是日本首相池田勇人。

这个选择并不意外。毕竟日本曾是侵华战争的发动者。而电文中特别强调了7字 “迫不得已而为之”。

1945年广岛核爆的蘑菇云尚未散尽，教员在延安窑洞中一语道破：“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这番论断背后藏着清醒认知——四年后访苏时，他在看完原子弹纪录片后对警卫员感叹：“这次到苏联开了眼界，这东西我们也要有！”

1955年1月，国家拍板研制原子弹。苏联初期伸出援手，却在1960年突然撤走全部专家，连演算纸片都悉数带走。赫鲁晓夫甚至断言：“没有苏联帮助，中国再过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彼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出现“暂停核计划保经济”的争议。危急关头，张爱萍将军调研后向中央递交关键报告：“1964年核爆完全可能实现”。

在罗布泊马兰基地，科学家们用算盘计算核爆数据，拿醋桶搅拌炸药。1964年10月16日15时，当被称作“邱小姐”的原子弹在铁塔顶端引爆时（因连接电缆如秀发而得名），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向周总理发出密电：“‘邱小姐’梳妆完毕，准时起爆”。

核爆成功18小时后，日本成为首个接到中国正式通报的国家。这看似反常的操作，实则暗藏三重战略考量。

一是心理震慑直抵七寸：作为全球唯一受过核打击的国家，日本国民对原子弹存在深度创伤。中方特意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既为安抚民众恐慌，更对右翼势力敲响警钟——那个任人欺凌的中国已一去不返。

二是外交传声精准高效：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重要盟友，告知东京相当于直通华盛顿。而放射性烟尘三日内必飘至日本领空，主动通报堵住了西方“秘密核试验”的指责。

二电文中“迫不得已”四字重若千钧。它既回应了近代日本侵华的深重罪孽，也申明中国发展核武纯属自卫——正如总理所言：“我们搞原子弹，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

收到电报后，日本内阁陷入空前恐慌。外务省彻夜灯火通明，官员们分裂成三派：有人鼓吹“发动国际舆论阻止中国后续核试验”；有人哀叹“亚洲领导权易主”；还有人强作镇定，称中国拥核“有利于区域平衡”。

而西方世界也同样地动山摇。美国总统约翰逊紧急召集幕僚，白宫报告称这是“二战后最糟糕的情报失误”。英国国防部无奈承认：“大英帝国必须重新审视对华政策”。而法国总统戴高乐看得最透：“昨夜，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彻底改变”。

最戏剧性的是苏联反应。曾断言中国造不出核弹的赫鲁晓夫，此时正因政变下台。莫斯科各报仅在不显眼角落刊发简讯，克里姆林宫却悄悄撤走了中苏边境的部分导弹部队。

罗布泊的蘑菇云早已消散，但那份发给东京的电报仍在历史深处闪光。它见证了一个民族从任人宰割到挺直脊梁的蜕变，也诠释了中国核战略最本真的底色——手握利剑是为铸剑为犁，拥有毁灭的力量，只为让和平永远免于被毁灭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