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的《琵琶行》，是无数人课本里的经典记忆。这位被誉为“诗王”的唐代诗人，以通俗易懂的诗句、悲悯苍生的情怀，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多数人对白居易的认知，往往停留在“诗人”的标签上，却鲜少知晓他还是一位政绩卓著、清廉如水的官员。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官僚家庭——祖父白锽曾任巩县县令，父亲白季庚官至徐州别驾，算得上“书香官宦门第”。按常理，他本应拥有安稳优渥的童年，却因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混战，被迫踏上颠沛流离之路。

白居易两岁时，河南地区爆发藩镇叛乱，父亲白季庚带着全家辗转避祸，先后迁居徐州、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地。在长达十余年的漂泊中，白居易亲眼目睹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这首《望月有感》正是他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他跟着家人挤在破旧的民房里，吃着粗茶淡饭，时常与逃难的劳苦百姓为伴，听他们讲述失去家园、亲人离散的悲痛。

这段特殊的经历，在白居易心中埋下了“悲悯苍生”的种子。他后来在《策林》中写道：“圣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行为政焉。”意思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倾听百姓心声、体察民情。这种“民本思想”，成为他日后为官的核心准则。尽管出身官僚家庭，他却从未沾染“官二代”的骄奢之气，反而养成了节俭自律、正直敢言的性格。

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的白居易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从校书郎到左拾遗，从江州司马到杭州刺史，无论官职大小，他始终坚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尤其是在杭州刺史任上，留下了三件广为流传的清廉轶事。

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调任杭州刺史。刚到任，他没有先忙着处理公文，而是带着随从下乡考察民情。杭州地处江南水乡，本应水源充沛，可他发现许多百姓却面临“饮水难”的问题——原来，当地有六口千年古井（包括著名的钱塘门石井），因年久失修，井壁坍塌、水质浑浊，早已废弃不用，百姓只能靠浑浊的河水度日。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白居易当即决定：修复古井。他亲自勘察每一口井的位置和损坏情况，制定详细的修复方案，抽调工匠，拨付专款。不到三个月，六口古井全部修复一新，清澈甘甜的井水重新流入百姓家中。百姓们欢呼雀跃，纷纷称这井为“白公井”。

解决了饮水问题，白居易又将目光投向了西湖。当时的西湖因疏于治理，湖面淤塞严重，灌溉功能大大减弱，周边农田常常干旱。白居易亲自带领官员和百姓测量西湖水域，制定疏浚计划。他组织民工清除湖底淤泥，修筑堤坝（后来被称为“白堤”，非今西湖白堤，今白堤为苏轼所筑，白居易所筑堤坝后世称为“白公堤”），并在堤坝上修建水闸，控制湖水流量，既解决了灌溉问题，又防止了洪涝灾害。

更难得的是，白居易将治理西湖的经验写成了《钱塘湖石记》，刻在湖边的石碑上。文中详细记载了西湖的水文情况、水闸的启闭方法、灌溉的分配原则，甚至规定了“先民用，后官用”的用水顺序。这篇《钱塘湖石记》成为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重要文献，为后世治理西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直到北宋苏轼任杭州知州时，仍以此为蓝本进行西湖疏浚。

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任满即将离开杭州。整理公务时，他想起自己在任期间，偶尔会遇到“公务紧急却暂无朝廷拨款”的情况，处理起来十分不便。于是，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自掏腰包，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五十万钱，存入杭州州库，设立“公务基金”。

他对继任者和州库官员说：“此钱非为私用，专为公务应急。若遇紧急公事需用钱，可暂从库中挪用，但务必登记清楚用途，待朝廷批款到后，需如数返还，不得拖欠、克扣。”为了确保基金不被滥用，他还亲自制定了《杭州州库公务钱使用条例》，明确规定了挪用、返还、记账的具体流程。

令人惊叹的是，白居易留下的这笔基金，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历任杭州刺史竟无一人贪占。据《咸淳临安志》记载，每当有官员挪用基金后，都会按时足额返还，并详细记录在案。这笔“白公基金”就这样在杭州州库中流转，默默支持着当地的公务运转，直到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爆发。战乱中，记录基金使用情况的文书被烧毁，这笔钱才不知所踪，后人推测大概率是被起义军征用充作军饷，但即便如此，也从未有史料记载这笔钱被官员中饱私囊。

在杭州任职三年，白居易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离任时，他想带点“念想”留作纪念，却又不愿破费购买贵重特产——他的俸禄本就多用于公务和救济百姓，家中并无多少积蓄。思来想去，他决定去天竺山（今杭州天竺山）捡两块形状奇特的石头，因为这石头“无主、无价，却能寄托对西湖山水的思念”。

回到洛阳后，白居易时常把玩这两块石头，每当看到它们，就会想起在杭州与百姓同劳作、共治水的日子。可某天，他突然愣住了：“我若带走两块石头，下任刺史带走两块，来来往往的官员都带走几块，用不了几十年，天竺山的秀美岂非要被破坏殆尽？”

这个念头让白居易羞愧不已，他觉得自己“虽无贪财之念，却有损公之举”，愧对杭州的父老乡亲。当晚，他辗转难眠，提笔写下一首《忏悔诗》：“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叶。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诗中字字句句充满自责，将两块普通石头比作“千金”，认为自己的行为损害了“清廉”之名。

或许在常人看来，“带走两块石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白居易却从中看到了“防微杜渐”的重要性——正如他在诗中暗示的：若为官者对“小事”放松要求，久而久之就会酿成“大错”。这种严于律己的自省精神，正是他清廉品质的最佳写照。

白居易的诗歌与他的为官理念，始终一脉相承。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关注民生，这与他“为官惠民”的实践高度契合。在杭州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描绘西湖风光、反映百姓生活的诗作，如《钱塘湖春行》中“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生机盎然，《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的百姓辛劳，字里行间都是对杭州山水的热爱和对民生的关切。

他的“民本思想”不仅体现在杭州，在其他任上也同样如此。任左拾遗时，他直言敢谏，多次上书批评朝政弊端，为百姓发声；任江州司马时，他深入民间，写下《卖炭翁》揭露“宫市”对百姓的剥削；任苏州刺史时，他治理苏州水患，重修苏州城郭，深受百姓爱戴。《旧唐书》评价他：“在杭州、苏州，皆有惠政，民到于今思之。”

白居易去世后，杭州百姓为他修建了“白公祠”，历代文人墨客也纷纷写诗赞颂他的清廉与政绩。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曾多次拜谒白公祠，并感慨道：“白公之才，不仅在诗，更在治政；白公之德，不仅在文，更在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