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4日下午三点，北京西郊机场塔台警报突起，报话机里只剩沙沙电流声。值班军官一把拽住耳机，脸色煞白，嘟囔了一句：“主席那架里2，怎么不见了？”

当天早晨，广州起飞的三号编队本来行程顺利。按照计划，第一架副机探路，十五分钟后是毛泽东乘坐的专机，再后面是随行人员的第三架里2。湖北上空天气尚好，谁也没料到进入河北时风云急变。

空军副参谋长何延一坐在领队副机上，透过舷窗看到前方翻滚的积雨云，头皮发紧，立即呼叫后方调头，话音却石沉大海。无线电忽然沉默，他明白坠入了强电磁区，一点办法都没有。

实际上，毛泽东所在的第二架飞机也瞬间“聋哑”。机长胡萍瞄了一眼仪表盘，右手扶稳操纵杆，左手把耳机往下压，对副驾驶低声道：“电台被屏蔽，改航向，甩开雷雨！”副驾驶脸色煞白，只回了两个字：“明白。”

胡萍今年三十三岁，哈尔滨第一航校首届高材生，周恩来、朱德都坐过他开的机。可今天跟往常不同，机舱里的是毛泽东。从广州到北京前，他足足检查了机体三遍，自以为万无一失，却撞上了六月里最凶的雷暴线。

飞机猛地下沉二十米，座舱灯闪了两下。几位随行警卫握紧扶手，衣袖已湿透。毛泽东依旧靠在沙发背里看文件，钢笔在手里头点来点去。他对刘亚楼当年的推辞心知肚明，今天算是亲自验证空军底子到底成色几何。

胡萍别无选择，只能拉升至三千米，又马上俯冲，绕开云墙。机身颤抖得像筛子，发动机盖板被风刮出尖啸。就在这时，一道雷光贴着左翼撕过去，夜色般的云团被白电照得惨亮。胡萍心里咯噔，强行把方向盘压右，企图脱离抖动区。

突然，机舱后部传来轻微异响，有乘务员报告餐柜锁扣弹开，杂物乱滚。胡萍咬牙：“别慌，全部系牢。”他把机头指向沧州方向——那块区域在简易气象图上标了“散云”。他赌这条缝隙。

二十分钟后，雷阵雨被甩在身后，电台恢复嘶嘶声。胡萍调频，呼叫塔台：“二号机已改道，方位零五四，油量正常，请指示。”塔台那头停了两秒，紧接着传来长舒的声音：“看得见你们，保持高度，直接返场！”

西郊机场跑道灯全开。五点十分，里2稳稳落地。螺旋桨停止的那刻，刘亚楼冲到舷梯下，嗓子已沙哑：“主席，您受惊了！”毛泽东提着马褂下机，笑呵呵拍拍刘亚楼胳膊：“没事。风浪嘛，年轻人都顶得住。”他顺势拉过胡萍，“这小同志有胆有识，是个人才！”

事后复盘，何延一副机在雷雨边缘盘旋，硬是咬牙冲了出去；第三架里2因为跟得稍远，提前绕开，三机最终全数安全。尽管如此，中央内部对于“领袖乘机”一事争议更烈——有人直言不该冒险；也有人认为空军若永远不接这样的任务，永远练不出真本领。

回溯到一个多月前，毛泽东去广州调研时就是乘坐胡萍的里2。那趟首飞前，刘亚楼还想请苏联顾问来驾驶，被毛泽东一句“自己人自己信”挡了回去。飞抵羊城后，毛泽东对广东省委谈笑：“飞机好，空军行。”一句话，让随行参谋悬着的心落了地。

然而6月4日的惊魂给所有人上了另一课：雷雨、老机型、无线电盲区——哪一样都足以要命。空军随后下令提高气象预警等级，里2型号也被列入加速淘汰表。胡萍把此次绕飞过程整理成七页报告，交到首长案头，特别标出“低空穿云不可取”。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听完汇报并未批评谁，只说一句：“实事求是，飞行亦然。”旁人都清楚，这八个字认可了空军的担当，也把责任再次压到了刘亚楼肩上。刘亚楼暗暗下决心，必须让国产运输机早日顶上。

雷雨驱散后的北京傍晚格外清爽。机务兵忙着给那架拼老命的里2检查铆钉裂纹，胡萍站在机轮下抽了一支烟，默默看着机头编号。有人问他怕不怕，他笑，“怕过，心里也抖，可天上没人替你，只有扛。”

一年后，新式伊尔18陆续服役，毛泽东再度乘机时，胡萍依旧坐在左座。起飞前，毛泽东随口问：“今天天气怎样？”胡萍回答得十分干脆：“比去年好，放心。”这句“放心”，凝着半年来无数次的模拟、备降和夜航训练。

空军史料里把1956年的那次失联称作“衡水雷暴事件”。若没有当事人回忆，很难想象那几分钟里飞机像纸片般晃荡。可正是那次死里逃生，才让中央确定“领航、气象、通讯”三条升级路线——一拳打醒了当时还稚嫩的中国空军，也让胡萍的名字写进了专机团的第一行。